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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2页）

结果出来了。

格里沙没有被分到空降兵。他被分到了步兵，驻扎在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小镇，离边境不远。格里沙听到结果的时候脸垮了一下，但他很快把脸重新撑起来，笑着说：“步兵也行，步兵也能打仗。”米哈伊尔没有笑，因为他被分到了后勤——德国，柏林近郊，苏联驻德占领军司令部，物资统计科。

德国。柏林。他在地图上见过这两个词。柏林在很远的地方，比莫斯科还远，比列宁格勒还远。他要去一个他从来没去过、也从没想过会去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说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住在他没见过的房子里，吃他没见过的食物。他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待多久，两年，三年，也许更久。

但是后勤。这是最重要的两个字。后勤意味着坐在办公室里，登记物资，誊写报表，整理档案。这意味着他不会被打死，不会被炸飞，不会在泥地里爬行，不会在死人堆里睡觉。他会在一个有屋顶、有墙、有炉子的房间里，坐在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支笔，在纸上写数字。这是他想要的。他几乎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卡车来了。不是开往火车站的卡车，是开往基辅的卡车。他们要先在基辅的新兵训练营待三个月，然后分配去各自的部队。格里沙把米哈伊尔从地上拉起来，说：“走，上车。”米哈伊尔拎起帆布包，爬上卡车的后厢。后厢里铺了一层干草，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膝盖碰膝盖，肩膀碰肩膀。卡车发动了，从兵役委员会门口开出去，拐上社会主义大街，朝城外的方向开。米哈伊尔从车厢挡板的缝隙里看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街道一点一点地往后退，先是他帮人排过队的面包店，然后是他睡过觉的铁路桥，然后是他看人下棋的公园大门。这些地方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了他的视线，像翻书一样，一页翻过去了，就再也翻不回来。

他没有回头。

新兵训练营在基辅郊区的一片空地上。营房是战争时期留下的木板房，刷了一层灰色的油漆，油漆已经斑驳了，露出下面被雨水浸黑的木头。床是上下铺，铁的，床板上铺着一条薄薄的褥子，褥子上有几个黄黑色的污渍，不知道是以前睡在这里的人留下的什么。米哈伊尔分到了上铺，靠窗的位置。他把帆布包放在枕头旁边，把被子叠好，放在床尾。被子是新的，有股棉花和染料混合的气味，不好闻但不难闻。

训练营的生活很规律，规律得像钟表一样，秒针走一格，分针走一格，时针走一格，你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跟着走。早上六点起床号，六点十分早操，七点早饭，八点开始训练，十二点午饭，一点到三点政治学习，三点到六点训练，六点晚饭，七点到九点自由活动，十点熄灯。

米哈伊尔不喜欢早操，但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早操要在操场上跑步，跑的时候要喊口号，喊“乌拉”。他觉得“乌拉”这个词太长太响了，要从嗓子眼里使劲往外挤，挤得喉咙发痒。他不喜欢把声音放得那么大，把气息放得那么长。他喜欢小声说话，喜欢用最短的句子，喜欢用最少的力气。但早操的时候他不得不喊，不喊就会被教官点名，被点名就会被注意到。他最怕的就是被注意到。

所以他喊了。“乌拉。”声音不大不小，跟旁边的人同步，既不冒尖也不拖后腿。教官从他面前跑过去的时候，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扫到他的时候，没有停。

他学会了真正的“不被注意”，不是在火车站墙角蹲着不动的那种，而是在人群中保持与周围完全一致的频率的那种。你的步伐要和别人一样快，你的声音要和别人一样大，你的表情要和别人一样不多不少。你不能比别人走得更快，也不能比别人走得更慢。你不能比别人笑得更响，也不能比别人更不笑。你要成为背景的一部分，成为墙上的一块砖，成为操场上的一片草。草是没有人会注意的。

政治学习是最容易熬过去的。一个穿便装的政治□□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报纸和文件，念给所有人听。念的内容米哈伊尔大多数听不懂，那些词太大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世界革命”——每个词都像一个巨人，站在他面前，他抬头仰望，看不见巨人的脸，只能看见巨人的膝盖。□□念完以后会提问，让人站起来回答问题。米哈伊尔每次都低下头，假装在看笔记。他从来没有被点到过，因为他的位置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他的脸是所有脸中最没有特征的一张。□□的目光从他头顶上飞过去，落在了别处。

射击训练的时候他打了很多发子弹。靶子在五十米外，他趴在地上，枪托顶在肩膀上，瞄准缺口准星靶心三点一线，扣扳机。前三发全部脱靶，教官骂他是“瞎子”。第四发打中了靶子的边缘，第五发打飞了，第六发打了一个七环。教官说这是他蒙的。他说可能是。教官被他这个回答噎了一下，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后来他的射击成绩慢慢提高了，从脱靶到上靶，从上靶到能打中五六环，但永远不会更好。不是他打不准，是他不想打准。打准了会引起注意。一个射击成绩优秀的新兵会被选去参加射击比赛，会被人记住名字，会被调去作战部队。他不想。

他让自己在所有科目上都保持一个及格但不优秀的水平。跑步不快不慢，射击不高不低，队列动作不标准但不犯错，政治考试得过且过但不交白卷。教官们在训练结束后的评估表上给他写评语，用的词永远是“合格”“尚可”“一般”“无突出表现”。这些词是他的护身符。

格里沙跟他分在了同一个训练营的不同连队。周末自由活动的时候，格里沙会来找他，两个人坐在营房后面的草地上，格里沙抽烟，他不抽，看天上的飞机。基辅上空偶尔有军用飞机飞过去，喷气式的，留下一道白色的航迹，慢慢散开，像有人在蓝天上画了一条不直的直线。

“你说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格里沙问。

“不知道。”

“你要是去了德国，我在乌克兰，那可就隔着千山万水了。”

“嗯。”

格里沙把烟头掐灭在草地上，用鞋底碾了碾，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掰成两半，一半递给米哈伊尔。巧克力是黑巧克力，包装纸上印着德语，大概是格里沙从哪里弄来的战利品。米哈伊尔接过来咬了一口，苦的，硬邦邦的，嚼起来沙沙响，不像糖那么甜，但有一种深沉的味道，在嘴里化了以后会反上来一点甘甜。

“好吃吗？”格里沙问。

“苦。”

“苦就对了。真正的巧克力就是苦的。甜的里面加了多少糖，不纯粹。”

米哈伊尔把剩下的半块巧克力全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了。他不同意格里沙的话，但他没有说出来。他喜欢吃甜的，越甜越好。他从出生到现在吃过的甜食很少，每一口都珍贵。苦的东西太多了，不需要再加一份苦的巧克力。但他没有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会变成一场辩论，辩论太麻烦了。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很快结束了。六月底，分配名单下来了。格里沙被分到了乌克兰西部的一个步兵营，第二天就要坐火车走。米哈伊尔被分到了驻德部队，一周后出发。他们在营房门口告别的时候，格里沙伸出手来，米哈伊尔握了。格里沙的手还是那么有力，握得他的骨头生疼。

“保重，”格里沙说，“别死了。”

“你也是。”

格里沙笑了，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然后他转身走了，帆布包甩在肩膀上，步子很大，像一个要去干大事的人。米哈伊尔看着他走远，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营房拐角处。然后他也转身了，走进宿舍，爬到自己的上铺，躺下来，看着木板条的天花板。他不想大事。他只想小事。今天晚饭吃什么，明天几点集合，下周的火车是几点的。大事太远了，大到他没有力气去想。

一周后，他坐上了开往德国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