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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1页）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洛廖夫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还没亮。

不是他想起床。是冷。冷得像有人把一块冰塞进了他的被窝里，从脚底板一路冻到后脑勺。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那是一条洗得发白的旧棉被，里面的棉花早就结成了硬疙瘩，盖在身上像压了一层纸板，根本不保暖。他用脚趾探了探床尾，那边有个热水袋，是昨天晚上他妈灌的，现在已经凉透了，摸上去像一块死肉。

窗外传来火车的声音。不是一声，是一阵，从远到近，轰轰隆隆的，震得窗户上的玻璃纸嗡嗡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铁道线上，每天夜里都有货运列车经过，拉煤的，拉铁的，拉木头的，有时候还拉军车。米哈伊尔从小就听这些声音，已经习惯了，习惯了的东西就不会吵醒他。今天让他醒过来的不是火车，是冷。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皮的，硬邦邦的，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不是臭，是旧的，是用了太多年洗了太多次之后那种灰扑扑的气味。他闭着眼睛又躺了一会儿，听见隔壁房间里传来他妈的脚步声。他妈起床了。

安娜·伊万诺夫娜·科洛廖娃每天早上五点四十五分准时起床。这个习惯从她十八岁进罐头厂那天就养成了，到现在快十年了，从来没有变过。她起床之后先捅开炉子，往里面加几块碎煤，把水壶放上去，然后去走廊尽头的公共水房接一盆冷水洗脸。她洗脸的声音很大，哗啦哗啦的，整个走廊都能听见。邻居们都说她“洗起脸来像打仗”。

米哈伊尔听见水声，知道再过十五分钟他妈就会来叫他。他索性不睡了，从被窝里坐起来，套上那件灰色的毛衣——这件毛衣去年是他妈的，袖口磨破了，他妈拆了重新织，改小了一号，但领口还是太大，耷拉下来露出锁骨。他扯了扯领子，把棉裤从床尾拽过来穿上。棉裤也是旧的，膝盖的地方磨得发白，薄得像一层布。

他妈推门进来的时候，米哈伊尔正在系裤腰带。

“起来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秒，像在检查一件出厂的产品有没有瑕疵。她是个瘦高的女人，颧骨很高，嘴唇很薄，头发用发夹别在脑后，一根碎发都没有。她的手指细长，但指尖全是茧子——罐头厂质检员，每天要开几百个罐头盖，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铁锈色的锈迹。

“起来了。”米哈伊尔说。

“洗脸去。洗完过来吃饭。”

走廊里的炉子已经烧旺了，水壶盖被蒸汽顶得咔咔响。米哈伊尔从水壶里倒了半盆热水，兑了冷水，把脸埋进去搓了两把。走廊的墙上贴着几张旧报纸，日期是一九三六年的，已经发黄发脆了，边角卷起来，露出后面的蓝色墙皮。大门口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社会主义大街十七号”。这块木板也是旧的，“社会主义”四个字中间有一个弹孔，不是打仗留下的，是隔壁那个退伍老头喝醉了用猎枪打的。老头说他打的是猫，没有人信。

米哈伊尔走进房间。他家的房间不大，十五平米，被一张铁床和一张折叠桌占去了大半。靠窗的位置放着一个木箱子，箱子上面摞着几本书——那是他爸的。他爸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城里一家农机厂当宣传干事。宣传干事这个职位听起来很唬人，其实就是写写黑板报，在车间里念一念报纸上的文章，有时候组织工人开个会。他爸一个月挣二百四十卢布，够吃，但不够多。

早饭是黑面包配稀粥。稀粥是用昨晚剩下的土豆汤煮的，加了一把燕麦，稠得能立住勺子。面包切成片，没有抹黄油，也没有抹果酱，就是干嚼。米哈伊尔把面包掰碎了泡在粥里，等它泡软了再吃。这样吃下去胃里踏实，能撑到中午。

他爸坐在桌子对面，面前也摆了一碗粥，但他没怎么吃。他在看一张报纸——《真理报》，从厂里带回来的。他看报纸的样子很专注，眉头皱起来，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念。他今年三十二岁，头发已经开始往后秃了，露出一个宽大的额头。他长得不算好看，但眼睛很有神，看人的时候像要把你看穿。

“爸，”米哈伊尔喊了一声。

“嗯。”他爸应了一声，没抬头。

“今天星期几？”

“星期三。”

“星期三下午是不是可以早放学？”

他爸终于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目光从报纸上缘探出来，像从战壕里探出一个脑袋。“你才一年级，就想早放学？”

“不是想早放学，是星期三下午老师开会，我们不用上课。”

他爸把报纸折了一下，露出下半张脸。那下半张脸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从左边嘴角一直延伸到下巴——不是打架，是他小时候摔的，磕在石头尖上，缝了五针。这块疤让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不对称，看起来像在冷笑，但其实他很少冷笑。

“那就回来，”他爸说，“回来把柴劈了。”

米哈伊尔没说话，低头喝粥。劈柴这件事他不喜欢——斧头太重，他举起来的时候胳膊在抖，瞄准了劈下去，木柴没劈开，斧头卡在里面拔不出来。但是他不说不喜欢。七岁的孩子，有些话不是不能说，是说了也没用。

早饭吃完，他妈收拾碗筷，他爸穿上军绿色的工装外套，戴上帽子，准备出门。他出门之前走到米哈伊尔面前，弯下腰，把手搭在他肩膀上。那只手很大，很糙，指甲缝里嵌着机油。他爸说：“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别跟人打架。谁欺负你，回来告诉我。”

米哈伊尔说：“好。”

他爸又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温柔——他爸不是个温柔的人。也不是担心——他爸很少担心什么。那眼神更像是在确认一件事：确认这个人是他儿子，确认这个儿子还好好站在这里，确认一切暂时还正常。然后他松开手，转身走了。

走廊里传来他爸的脚步声，一步一个台阶地下楼。楼下的大门吱呀一声响，然后安静了。

米哈伊尔背上书包出了门。书包是军绿色的帆布包，他爸从厂里拿回来的，上面印着一个红色五角星，五角星下面有一行字：“一切为了胜利！”这行字是一九三六年印的，一九三七年还没有新的口号，所以一直用着。米哈伊尔不认字的时候觉得那个五角星好看，认字以后念了一遍那行字，不明白为什么胜利要“一切为了”。他没有问。他那时候对很多事情都不问，不是不好奇，是不知道问了之后能得到什么答案。

从“社会主义大街十七号”到学校，走路十五分钟。先穿过一条窄巷子，巷子两边是仓库的围墙，墙根长着杂草，夏天的时候能长到膝盖那么高。然后拐上一条鹅卵石路，鹅卵石被磨得很光滑，下雨天走上去像踩在冰面上。这条路走到头，再过一条电车轨道，就到了学校。学校是一栋三层的红砖楼，大门上方挂着一块列宁的半身浮雕，列宁的光头上落了一层灰。

米哈伊尔进了教室，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座位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窗外的电线杆上停着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的，比老师讲课的声音大。他把书包塞进桌斗里，拿出一支铅笔和一本练习本。练习本的封面写着他的名字——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洛廖夫。名字是他自己写的，歪歪扭扭，“科洛廖夫”的“夫”字多写了一横，他懒得改。

第一节课是俄语。老师是个中年女人，姓罗曼诺娃，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很厚，眼睛被缩得很小。她走进教室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摞本子，放到讲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所有的本子都是翻开的，露出里面用红笔批改过的字迹。

“上次听写，”罗曼诺娃说，“全班的平均分是三分。”

三分，及格线。没人高兴，也没人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