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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协议（第1页）

郑深签字离婚那天，会议室里只有他和温亭两个人。她把墨镜推到额头上，露出一双哭过的眼睛，眼妆却还是完整的——这是她的职业素养。

“谢谢。”她说。

郑深没抬头，钢笔尖划过纸面，利落收笔。

温亭看着他，这张脸她看了四年，始终没看透。他待她太好，好到像在完成一份精确到每一项条款的合同。纪念日礼物从不缺席，她拍夜戏他让成远送汤，她被拍到和男演员同回酒店那次，他第一句话是“声明我来发”。

声明里写的是：双方早已协议离婚，恳请公众给予私人空间。

他把所有舆论压力揽到自己这边，给了她最大的体面。没有人能拿这件事指责温亭——不是出轨导致离婚，是早就有协议。

“你到底有没有——”温亭话到一半，自己截住了。

问过太多次了。每次他都说“当然有”，语气平稳，眼神真诚。可她就是感觉不到。一个女人的直觉不会骗人，她相信郑深是真的以为自己对她有感情，也相信那份感情始终没有抵达某个深度。他对她好，是性格使然，是教养使然，是责任使然。不是心动使然。

郑深没回答这个问题。

温亭站起来，手指在墨镜上停了停。“舟舟问我，爸爸为什么不回家住了。”

“你怎么说？”

“我说爸爸要工作，但随时可以来看他。”

郑深点头。“说得对。”

温亭忽然笑了，笑里带一点涩。“郑深，你这个人，连告别都这么妥帖。我有时候希望你能冲我发一次火。”

郑深沉默了几秒。“你不会想看到的。”

温亭走了。

会议室安静下来。郑深把钢笔帽拧回去，动作很慢，像在完成一个仪式。落地窗外是国贸林立的高楼，十月的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折射出大片的冷白色。

成远敲门进来时，郑深正在看手机里舟舟的照片。那是上周在颂阳公园拍的，舟舟骑在他脖子上，两只手揪着他的耳朵当方向盘。

“郑总，下午两点的会议材料准备好了。”成远说，然后顿了顿，“刚才……温姐的车走了。”

“嗯。”

“您还好吗？”

郑深关掉手机屏幕。“没事。”

成远没再多问。他二十五岁，比郑深小九岁，跟了他三年。

很少有人知道成远的来历。他十七岁那年，在县医院走廊里蹲了三天三夜，等他奶奶的手术结果。奶奶是在一个镇上的小诊所出的事——一针抗生素下去，过敏了。诊所的大夫慌了手脚，等救护车送到县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成远蹲在走廊里，看着医生进进出出，看着护士推着推车跑过去，看着走廊尽头的灯管一闪一闪地亮。第三天，医生走出来，跟他说了结果。他没有哭。他在走廊里又蹲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开始打官司。

没人觉得一个十七岁的孤儿能打赢一场医疗纠纷官司。他连律师费都付不起。

他遇到了郑深。

那时候郑深刚执业一年，在业内还没有后来的名气。他接了这个案子是因为成远蹲在律所门口，抱着奶奶的病历和一堆皱巴巴的票据，眼睛里有种跟他年龄不符的东西。不是仇恨，是一种很安静的、不肯低头的倔。郑深看了他几秒，让他进来。

官司打了八个月。最后和解了，赔偿金额不算高，但成远拿到了一个说法。签完和解协议那天，成远站在律所门口，没有走。

“郑律师，我能跟着您吗？”

郑深看着他。

“你应该读书。”

“我可以边工作边读。”

郑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会资助你，考得上大学就来找我。”

成远后来考上了。不是名校，但分数够了一所北京的二本。他拿着录取通知书来找郑深。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跟着他。

在律所里，成远是公认的开心果。谁都愿意跟他搭班干活——他手脚麻利，嘴甜但不谄媚，开玩笑有分寸，再紧张的氛围他三句话能给你松下来。有同事问过他：“你小时候那么苦，怎么一点看不出来？”成远想了想，说：“就是因为苦过，才知道现在多好。”

他没说出口的那半句是：才知道遇见郑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运气。

郑深站起来，把西装扣子系上。一米八七的个子，肩线平直，五官深邃。三十四岁，正是男人最好的年纪。业内提起郑深，用词永远是“沉稳”“锋利”“从不失态”。

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底。郑深的父亲郑正源是京城当地有名的实业家，九十年代起家，名下有三家工厂和一家地产公司。姐姐郑敏继承了家业，和丈夫林维钧一起把生意做得更大，夫妻俩常年在国外跑。郑深是家里唯一没有从商的人——他选了法学，一路读到硕士，从普通执业律师做起，三十二岁成为北京一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父亲当年说“家里有的是你的底气，不是你的本事”，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家里的钱他一分没动。

但家庭给他的东西不止是钱。是从小耳濡目染的体面、分寸、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失态的教养。这些东西刻在骨子里，成了他的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