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完之后把那卷竹简卷回去。竹简的边缘有一点木刺捏进去的时候指尖针扎一下。我把那个木刺从指尖里挤出来。
血迹很小。
第二次叛乱被平定后,咸阳城恢复了表面上的安宁。但安宁的代价是大秦汇从此不再是"只是一个金融机构"。
它现在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被嬴政亲自下令保护的、被郎中令值夜的、被旧贵族视作必须烧掉的目标的金融军事政治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核心是一堆竹简和一堆凭证。掌握这堆竹简的人是我。
我变得越来越像吕不韦。不是主动想变成他,是被环境推着往那个方向走。当你掌握了帝国最大的资金来源,你的敌人会自动把你放到权力地图上最显眼的位置。那个位置恰好就是吕不韦十年前站过的同一块地板。
不同之处只有一点:吕不韦的方法是从嬴政手中分走权力,而我的方法是把权力拆散、重新分配给更多人。我做的是减法的反面:除法。把权力切成块分给少府、分给老氏族、分给廷尉府、分给军队。没有人独占所以也没有人能被单一目标瞄准。这招延续了我在被旧贵族胁迫时想到的策略——"让武器对每个人都好用,就没有人想毁掉它"。
但除法的代价是每一个拿到权力的碎片的人,都会对剩下的碎片有所觊觎。今天他们满足于百分之二十,明天他们会想要百分之三四十,后天他们就会联合起来,要求重新分配。而重新分配的时候大秦汇夹在中间就成了所有箭头的交汇点。
我在档案室坐着,把这套逻辑从头到尾想了一遍。窗外咸阳的春夜南风暖了、汇市街的石板路上已经有了白天太阳晒过的余温。远处咸阳宫的灯火依旧亮着。那个年轻的帝王还在看六国的地图,每一幅地图上都标注着最新的军费缺口和筹措进度。
他大概不知道他最依赖的金融工具的设计者今晚在档案室里写了一行字。那行字的口吻很淡像在写一笔普通的凭证。但那行字说的是:"万一我不能继续做这件事,这个体系能不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继续运转?"
然后我给出了答案。答案是存档体系管用。校验码管用。分号制度管用。三方分权制度管用。而我自己恰好是所有这些制度中最脆弱的唯一单点。移除我体系还在。移除体系我还在也没用。
这是我来到秦朝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可以被替代"这件事感到放心。
李斯说"下一次反扑的是军功阶层"——这句话在三个月后应验了。
不是叛乱是抗议。关中十二个县的军功阶层代表联名上书请求限制土地凭证的发行上限。理由是:"土地凭证泛滥导致军功封田的实际价值被稀释。"用现代语言翻译他们在说"通胀":以前杀三个敌人能换到一百亩地,现在杀同样三个敌人还是换到一百亩地,但那一百亩地的未来收益因为土地凭证的大量发行而折价了。
凭证让土地的市场价值变透明了。透明之后,军功阶层发现自己的封田实际价值比他们自己算的要低。因为他们之前把自己的封田按最大可能性估值。而市场把那个"最大可能性"削掉了只按最可能的那个情形定价。这就是"理性定价摧毁估值泡沫"的古老版本。
王翦来找我谈这件事。他没带甲胄穿的是便装。说话的时候先喝了两大杯凉茶。
"他们不是反对你的凭证,是反对你的算法。说你的估值方法把战争风险算进了土地定价里,而他们认为战争风险不能算进土地价值里,因为如果算进去了,他们每一场仗都白打了。"
"这不是算法问题是会计哲学问题。战争风险是不是土地价值的一部分取决于你认为土地是安全的资产还是风险资产。他们觉得土地是绝对安全的,因为秦国从来没打过败仗。"
"但在肥下——"
"——肥下之后,没有人能说秦国永远不会输了。市场已经消化了肥下的信息。但军功阶层没有消化,他们还在用肥下之前的估值模型。"
王翦放下茶杯。他脸上的疤痕在灯光下显得更深了不是他年龄大了,是我开始注意到他比以前沉默得更多。不是因为他不爽,是因为他理解这件事的后果比他所预想的更深远。
"我的兵以后拿到的每一寸封田都值更少的凭证?"
"对。"
"那我该怎么做?"
"让他们拿到的不是地,是凭证。地是死的它上面的产出每年还受天气影响。凭证是有利息的,它将他们的封赏从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固定收益证券。固定在每年至少十取一的利息。旱涝保收不管今年有没有打仗。"
他想了很久。然后把那两杯凉茶全喝干了。
"你是在把我的士兵变成你的投资者。"
"不是我的投资者是秦国自己的投资者。因为他们投资的不是大秦汇,是下一场秦国的胜利。而秦国的胜利——"我说了一句后来在咸阳宫里被反复引用的话,"——是唯一不需要任何抵押品就能被市场完全定价的信用。"
这句话的传播力远超我的预期。因为一年之后当嬴政当庭宣布新的军功赏赐制度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从今日起秦军的刀剑不只是武器是股权。每一场胜仗都是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