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松的家在医院以北两条街,一栋老旧公寓的四层。门口鞋柜上还摆着一双女式拖鞋,边缘磨损得厉害,颜色已经褪成灰粉。老人丧妻九年,却没有把她的东西收起来。客厅墙上挂着两人的合照,妻子年轻时眉眼温顺,站在海边,手里拎着一只蓝色布包。
高松的儿子接待他们时一直低着头。他说父亲病重后很少提死亡,倒是常常提母亲,说她夜里会来窗边看他。有时老人醒来,床边椅子被拉开,仿佛真有人坐过。他们以为那是病痛和药物造成的幻觉,只尽量顺着他说。
“死亡前三天,他开始半夜离开病房。”道歇翻看监控截图,“你们知道吗?”
儿子摇头,“医院没告诉我们这么详细。他那时候已经很虚弱,走路都要扶墙。”
监控里,高松穿着病号服,慢慢走过凌晨两点的走廊。他不是梦游,至少不像。他停在护士站旁,微微侧头,像在听一个并肩同行的人说话。没有人影,只有他的嘴唇在动,神情却安静得令人难过。
齐霁把几段监控按时间顺序排好。第一晚,高松只走到电梯口。第二晚,他走进楼梯间,在负一层门前停了十分钟。第三晚,他下到地下二层,面对一堵封闭墙面站了很久,抬手做了一个很轻的动作,像替谁擦掉脸上的水。
“他以为妻子在地下。”齐霁说。
高松的儿子眼眶红了,“我妈去世那天也是下雨。他一直觉得没来得及赶回家,是他的错。其实不是,那天路上出了事故,谁都赶不回来。”
道歇没有立刻接话。他见过太多这样的遗憾。人活着时,错过只是一件事;人死后,错过会长出根,往身体最深处钻。高松等了九年,等来的不是亡妻,而是一段利用他愧疚的频率。
他们检查老人遗物。药盒、病历、一本旧相册、几张写给妻子的便签。便签上的字越来越乱,最后几张几乎只有重复的句子:别敲了,我听见了。再等等,我就来。
齐霁拿起一张便签,指尖停在“听见”两个字上。他说异常频率并不凭空创造内容,它更像把记忆里的声音调大,把人不敢碰的部分推到眼前。高松听见妻子,不是因为妻子真的回来,而是因为他太想被原谅。
“可对他来说,那是真的。”高松的儿子低声说。
齐霁沉默片刻,“是。人在那一刻无法区分。”
这句话里没有冷漠,反而有一种过于熟悉后的疲倦。道歇看了他一眼,忽然意识到齐霁解释这些时,从来不像站在岸上的人。他说的是理论,却也像在陈述自己的病症。
相册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医院探视单,日期是高松死亡前四天。探视人姓名被潦草写成“沈”,电话号码空着。道歇让人查监控,画面显示那天下午有个戴口罩的中年男人进入病房,停留不到三分钟,离开时把一只旧收音机放在床头。
“他不是家属。”高松的儿子确认。
技术组继续翻检老人的手机。手机很旧,内存几乎满了,通讯记录没有异常,只有录音文件夹里多出一个无法删除的音频。文件名是一串乱码,创建时间正是那名陌生男人离开后十七分钟。
道歇把手机放到隔离袋旁,“先不要播放。”
齐霁已经把屏蔽盒打开,“我知道。”
文件无法复制,也无法在系统界面删除。每次执行删除,手机都会短暂黑屏,重启后音频仍在原处。技术员尝试进入底层目录,发现它并不是普通文件,而是伪装成系统缓存的一段嵌入式数据,像长在设备里的寄生物。
高松的儿子看着那只手机,声音发抖,“就是这个害死了他?”
“它只是诱导。”齐霁说,“真正被利用的是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