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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1页）

1938年以前，谢尔盖神父总喜欢说我是上帝赐福的人。

后来苏联人来了，没收了我家的土地，工厂和珠宝。不过万幸我父母不曾虐待过工人，我家也仅仅是罗曼诺夫王朝成千上万个贵族中最小的一个，那时我也才三岁，对过去的生活完全没印象，所以我没有被绞死，也没有被流放，我还安心地住在圣彼得堡，哦，现在是列宁格勒，和安德烈一起。

安德烈是我丈夫，我十八岁就嫁给了他。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但是我们还是结婚了。

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总是会趁着四下无人时感慨：“哎！我的小柳芭如果列宁没来，那我们的日子该有多快活啊。安德烈是个好小伙子，他家以前在克里米亚有上万倾的土地，数不尽的农奴！可是你看看现在呢？现在！哎……”

其实嫁给安德烈没什么不好的，我们白天要去国营工厂上班，晚上安德烈就要和他以前的朋友出去喝酒，一直喝到后半夜再不知道睡到哪里去。安德烈确实是个好小伙子，他清醒的时候会抱着我哭着忏悔，如果那天正好是5号，他还会把新发的工资交给我，叫我带上逃走，好好生活，可是怎么逃走呢?又逃到哪里去呢？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又醉糊涂了。

日子就这样过，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的，我很知足。

那天我正在工厂里干活，突然闯进来几个人，他们变魔术一样唰的一下把证件一晃，就来架我的胳膊，拉着我往外走，一瞬间我耳朵充血，像是潜入了深海，连机械嗡嗡作响的轰鸣也听不清，我拼命挣扎，大喊“为什么？我什么也没干？为什么？”同事们都不敢抬头，他们低垂着眼睛，用送别的眼光怜悯地偷瞄我。有一个人给我罩上了一块黑布，又打我一拳，他们七手八脚把我塞进皮卡车里，扬长而去了。

再睁开眼，我就坐在了一个逼仄的小房间，眼前的人身材魁梧，前襟有镰刀锤子纽扣，军装有红色滚边，我知道完了，全完了，这是克格勃军官。

“我是内务部的伊万彼得罗夫”他说“柳波芙安娜多利娃同志你知道你丈夫犯了什么罪吗？”我摇头，他一拍桌子，肩章上的星星反射阳光刺的我眼睛疼。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安德烈的脑袋已经被酒精泡糊涂了，他做什么了？”他冷哼了一声，用十分亲昵的语气说“他利用职务之便印刷反苏宣传画，整整一万页呢同志，您觉得我那你们怎么办才好呢？”

我说不出话来，一万页？反苏？宣传？上帝啊这还是我的安德烈吗？

“你最好老实交代！”“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安德烈他已经很久没回来了”“他不回家他去哪？”“他……他出去喝酒，去哪喝酒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我不能说出安德烈的朋友们，他瞥了我一眼说“你最好识相一点，要是我自己去抓的话，我不保证会不会抓多一些，你的邻居，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可都有重、大、嫌、疑！”

我的心被揪紧了，安德烈，妈妈，瓦洛佳，斯捷潘……我……他们……

伊万弗拉基米尔的身体压了下来，他灰色的眼睛里满是和善“夫人，如果你配合我会秉公执法的，请您相信我。”

“我想见一下我丈夫，”我想好了，直直地对上那双眼睛“我得确保他没事，同志，让我见他一下也没什么吧？”

伊万嗤笑了一声“同志不要想着串供，我只能保证他还活着，但是你再犹豫下去，你和他就都不好说了，你不是不想当第一个恶人吗，好吧，那我替你说。”

“你丈夫的工友，哦不，应该叫老知己，斯捷潘·伊万诺夫，以前的沙俄子爵，现在的印刷厂司机，你知道他胆大包天到敢抢劫杀害自然研究所的教授吗？”“什么？怎么可能？斯捷潘那么文弱？”

“文弱！哼，是啊，他只有在金山银山上才是个温柔文弱的绅士！谁要是敢让他劳动，他就狗叫道是我们压迫他，你要看看那个教授死的有多惨吗？身中八枪！仅仅是因为你的好绅士想要他的钱去黑市买油墨。狗杂碎！解放的时候怎么把他挂在路灯上！他的劳动有从前他的农奴千万分之一辛苦？斯大林同志就是太仁慈了！像你们这种不知道改造，一心想趴在别人身上吸血的资本家……你！最好别让我逮到破绽！”他的手指头铁一样的伸到我眼前。

我完全糊涂了，我该怎么办？斯捷潘那个永远带着和善笑容的老好人，怎么会杀人呢？安德烈也参与了吗？会不会是他在骗我呢？骗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你知道他以前是什么人。你也知道法院对这类案件的态度。”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在分享秘密，“斯大林同志说过：我们不能替沙皇还债。但你们也得明白——不是流放，就是更坏的事。”

“同志，我查过你的履历，你还得过先进劳动者对吗？我本可以直接把你和你的亲戚邻居都带回来，在苏联没什么能瞒过克格勃的眼睛，我是在帮你，你懂吗？说吧，你会被流放，但是你的妈妈还能活下去”

我闭上了眼睛。

我还记得离别那天，列宁格勒抓住了夏天的尾巴，热浪从四处传来，黄昏的月台到处都是低声哭泣的人，一个戴头巾的女人一手提着篮子一手牵着孩子，那孩子嚼着巧克力，弄的嘴唇脏兮兮，嘴巴里模仿火车呜呜得吹气，男人蹲下身子，擦着他嘴角的巧克力渍，“阿廖沙，好孩子，爸爸再抱抱你……”几个削瘦的年轻人，彼此分享带的格鲁吉亚红肠，小鹌鹑一样等着押送的士兵，几个军官聚在一起吸烟，即便是夏天他们的风纪扣仍然扣得紧紧地闪着寒光。

人群里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大哭“薇拉，薇拉！不要走……”紧接着就是此起彼伏的哭声，泪水和汗水在列宁格勒的月台上交织成一张压抑的网，捕获了一个又一个灵魂。

军官们走来了，像摩西分开了红海，哭声也随风消逝了。

妈妈几乎把整个家都装进我的行李箱里了，箱子不够她就用床单缝了几个大包袱，在我脚边堆得小山一样，她在火车站台上哭着对我说“小柳芭，以后你就要一个人了”

我抱着她，哭着吻她，说不出一句话，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了，她的女儿，她精心呵护的女儿，她木讷愚蠢的女儿，将永远不会再出现她的生命里了。

火车的汽笛声响了，我带着父亲留下的黄铜旧皮箱和妈妈苦涩的吻，永远地离开了列宁格勒，离开了圣彼得堡。

于是，1938年，妈妈留在了列宁格勒，而我踏上了流放西西伯利亚的火车。我恍恍惚惚明白了两件事，一是伊万确实是个信守承诺的人，我被流放妈妈活下来了二是也许我真的被赐福过，不过不重要了，共I产主义者来了，他们把上帝赶跑了。

两天两夜的火车将我送到了扎沃尔日斯克集体农场，像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在广袤的苏联土地上千千万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