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场秋雨落在上海的时候,白露正在法租界一家电影公司的试镜间外等待。
她已经等了两个小时。
走廊里坐着一排年轻女孩,都是十八九岁的年纪,嘴唇涂得鲜红,眉毛修得又细又弯,穿着改良旗袍,开衩几乎开到大腿根。她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导演的喜好、男主角的绯闻、以及某位当红女星的片酬。空气中混杂着脂粉、发油和廉价咖啡的气味。
白露坐在最角落的椅子上,穿着那件藕荷色的旗袍,手里捏着一支没有点燃的象牙烟嘴。她已经四十岁了,在这个行业的逻辑里,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尤其是一个曾经红过的女明星,已经老了。
坐在她旁边的女孩认出了她,有些局促地笑了一下:“您……您是白露小姐吧?我小时候看过您的《春闺梦》,我妈妈特别喜欢您。”
白露微微一笑。那个笑容精准得如同排练过无数次——嘴角上扬的弧度、眼睑微垂的角度、声音的温度,一切都恰到好处。这是她在镜头前练了二十年的表情,可以在零点几秒内调动面部每一块肌肉,无论角色要求喜悦、悲伤、诱惑还是绝望,她都能在瞬间完成。而此刻,这个笑容表达的是“温柔的长辈”。
“谢谢。”她说。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捏着那支烟嘴。
那个女孩还想再说什么,试镜间的门开了。一个穿西装的年轻男人探出头来,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扯着嗓子喊:“下一个!”
不是白露的名字。
她继续等。
走廊里的女孩们一个个进去,又一个个出来。进去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光,出来的时候那些光就熄灭了。白露看着她们,像看着二十多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她也这样年轻过,这样满怀希望过,这样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过。
然后呢?
然后她学会了另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努力是最不值钱的东西。真正值钱的,是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试镜间的门终于打开,那个年轻男人的目光在名单上扫了一圈,然后抬起头,用敷衍的语气说:“白露小姐?武导演今天累了,试镜就到这里了。要不您改天再来?”
白露将烟嘴收进手提包里,站起身来。“请问武导演什么时候有空?”
“这个……说不准。您知道的,导演都很忙。最近公司在筹备一部新戏,男女主角都已经定了,剩下的角色……”
“我演配角也可以。”
年轻男人有些尴尬地笑了一下。“配角也已经定得差不多了。白小姐,您知道现在观众的喜好变了,您的那个路数——说句不中听的话——已经不怎么吃香了。要不您去试试别的公司?”
白露没有再说话。她微微点头,转身离开。
走廊很长,她的脚步声在地板上发出空荡荡的回响。身后那些女孩的目光黏在她的背上——有好奇,有怜悯,但更多的是某种心安理得,一种“原来过气的明星也不过如此”的窃喜。
走出电影公司大门时,天已经暗了下来。法租界的路灯次第亮起,橘黄色的光在细雨中晕成一团团模糊的光斑。白露撑起雨伞,沿着霞飞路慢慢地走。路边停着几辆擦得锃亮的黑色汽车,路灯照亮了半幅电影海报——海报上是一个年轻女演员的脸,眉眼之间和她有几分相似,但比她更明艳,更张扬,更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她已经很久没有在真正的电影海报上,看到自己的脸了。
她的公寓在西区一条安静的弄堂里。三层的砖木结构小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她住顶楼,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外加一个只能容一个人转身的小厨房。墙上还挂着她十年前的照片——穿着戏服,站在摄影棚里,身边围着一群工作人员,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那时候,她是宇宙电影公司的台柱,每部戏的海报都会把她的名字写在最上头。如今,那家公司已经倒闭了。
她走到茶几前,拿起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已经泛黄的合影,两个年轻的女孩,穿着民初的学生装,坐在一棵老槐树下,对着镜头笑。左边的女孩十五六岁,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天真烂漫。右边的女孩则稍显安静,虽也在笑,眉间却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郁。
那是她的姐姐,白兰。
那年白兰十八岁,她十五岁。
她用手指轻轻擦拭着相框的玻璃,凝视了很久。她把相框扣在桌上,拉开茶几抽屉,取出一沓装订整齐、边角已磨出毛边的信纸,抽出最后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雾隐山庄每一个房间的大致位置、陆伯安的作息时间、当年诗社的全部成员名单。名单上每一个名字都被画上了圆圈,其中几个名字旁边,用极细的铅笔画了叉。温守愚的名字旁边,画着一个问号。
她把信纸翻过来。背面是手绘的一张建筑平面图。
她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了很久。
第二天清早,白露收拾了一只小皮箱,叫了一辆黄包车去火车站。
站台上依旧人山人海。她从人群中穿过,目不斜视,步伐轻快但坚定。她已经很久没有演戏了,但她知道,自己即将出演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戏。
角色:一个复仇者。舞台:一座与世隔绝的山庄。对手:一群被时间遗忘的罪人。剧本:她自己写的,改了二十二年。
这场戏没有重来的机会。
她在车厢里坐下,将手提包放在膝盖上。包里有她的象牙烟嘴、一盒埃及烟丝、一张泛黄的合影、以及一本米色布面的旧书,封面上用烫金字体印着书名——《雾隐山庄》。
她翻开书。扉页上印着一行献给读者的题词:
“真理从不羞于见光。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谎言中挣扎的灵魂。”
她对着那几个字凝视了几秒,随即合上书页,目光转向窗外。送行的站台上隐约传来关车门的声音,一个拎着旧皮箱的短发女人正独自穿过月台北侧,步态疏离而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