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是在到这里的第二天早上发现胳膊不对劲的。他醒来的时候习惯性地动了一下左手——这是受伤以来每天早上都会做的事,在石膏的固定范围内轻轻地屈伸手指,确认断骨处有没有肿胀加剧。但今天手指动起来的感觉不一样。不是石膏里面的手指在动,是更深的、更接近骨头的地方,有种他形容不出来的痒。
不是皮肤表面的痒,是骨头的痒。
他盯着左臂上的石膏看了一会儿,试着把手从石膏里抽出来。当然抽不出来——石膏打得很厚,从肘关节一直包到指根,边缘被纱布垫着,卡在他手腕最细的地方。但他能感觉到石膏里面的胳膊和昨天不一样了。昨天胳膊在石膏里面是被动地待着的,像一根被塞进管子里的木棍,没有知觉,没有存在感,你几乎感觉不到它还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今天不一样。今天胳膊在石膏里面是有重量的,有温度的,有那种骨头发痒的、让人想挠又挠不到的、烦躁的、但同时又是活着的证明的感觉。
他坐起来,把右手伸进石膏和皮肤之间的缝隙,用手指探了探石膏内壁。内壁是干的,没有渗液,没有血迹,没有他担心的感染的迹象。他又把手伸到石膏的边缘,在露出来的那一小截前臂上按了按,按下去的时候皮肤回弹很快,没有那种按在面团上的凹陷感。消肿了。
他想了想,去食堂找了个碗,找陆沉要了两瓶杏仁水。陆沉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从储物间拿了两瓶给他。
永康回到房间,把石膏拆了。
不是真的“拆”,是把石膏浸在杏仁水里。他用多功能刀把石膏外面的绷带割开,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坚硬的石膏层。然后把一瓶杏仁水倒在碗里,把左臂慢慢浸了进去。
杏仁水刚碰到皮肤的时候是凉的。很快,一两秒钟之内,那种凉就变成了一种温热的、微微发烫的感觉,不是水的温度变了,是他的皮肤在接触杏仁水的瞬间产生的反应。他把整条小臂都浸在碗里,石膏浸在杏仁水里的部分开始变软,不是溶解,是那种石膏内部的纤维结构被什么东西渗透了、瓦解了、失去了硬度的过程。他用右手把石膏一层一层地剥下来——不是掰,是剥,像剥橘子皮一样,石膏在杏仁水的浸泡下变成了一种柔软的、泥状的、可以被手指推开的物质。
石膏完全剥掉之后,他看到了自己的胳膊。
不是他以为的样子。不是肿的。不是青紫的。不是他在Level9的柏油路面上低头看到的那只无法控制地痉挛着的、不属于他的肢体。是一只正常的、健康的、能屈能伸的、有血有肉的胳膊。皮肤的颜色和右手一样,没有淤青,没有肿胀,断骨的位置——他能摸到,骨折处有一个小小的、圆形的、比周围的骨头稍微粗一圈的骨痂,在皮肤下面硬硬的、光滑的、像一颗被埋进土里的种子正在发芽。
他活动了一下手腕。不疼。握了握拳。有力气。用右手按了按断骨的位置,按下去的时候有一点酸,不是疼,是那种很久不运动的人突然跑完八百米之后大腿肌肉的那种酸。
两瓶杏仁水。他以为只是让石膏变软了。他不知道的是,骨头已经在杏仁水的作用下愈合了。
他用了五瓶杏仁水,分三天。第一天两瓶,第二天两瓶,第三天一瓶。每一瓶都倒进碗里,把左臂浸进去,泡到杏仁水从凉变温、从温变凉、从清澈的淡蓝色变成浑浊的乳白色。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浪费。五瓶杏仁水在Level11可以换很多东西——五瓶杏仁水可以换一件冲锋衣加一盒防水火柴加一双防割手套,还剩一瓶。五瓶杏仁水可以换五十发九毫米帕拉贝鲁姆弹,够他打五次满弹匣。五瓶杏仁水可以在Level11的集市上从开摊逛到收摊,买完所有他想买的、吃完所有他想吃的、看完所有他想看的,然后还剩一瓶。
但他现在不需要冲锋衣,不需要防水火柴,不需要防割手套,不需要九毫米帕拉贝鲁姆弹。他需要他的左手。
第三天早上,永康端着碗从食堂出来,左手端着。碗里有小半碗杏仁水,是他泡完胳膊剩下的,倒掉可惜,他喝了。左手的石膏已经完全拆掉了,吊带也取掉了。胳膊光溜溜的,被杏仁水泡了三天的皮肤比右手白一些,像刚从绷带里放出来的、在不见光的地方待了太久的什么东西。他活动左臂的时候能看到骨折处那个小小的骨痂在皮肤下面微微隆起,像一颗埋得很浅的种子,随时会破土而出。
他从食堂走回房间的路上,把空碗放在走廊的窗台上,试着用左手握了一下拳头。指节咔咔响了两声,不是骨节摩擦的声音,是太久没有用力、关节在重新适应收缩时发出的那种像旧门轴被重新转动了的声音。他握紧,松开,再握紧。拳头握到最紧的时候,指甲掐进掌心里,微微的刺痛,从掌纹的每一条沟壑上传过来,让他的右手的虎口那一瞬间的传来的感觉是,他的左手回来了。
时间在教堂里走得很慢。
没有钟,没有日历,没有人告诉你现在是上午还是下午。食堂一天开三次饭,你跟着去吃,吃完回去睡觉,醒来就是新的一天。永康靠着这个规律数日子。他醒来三次了,现在是他在无羁探险者基地的第四天。或者说,他在后室里第一次不需要为“活下去”而拼尽全力的第四天。
第四天中午,他去食堂吃饭。
食堂里的人比前几天多一些。七八个人分散坐在长条桌旁,有人在吃粥,有人在啃压缩饼干,有人在用搪瓷缸子喝一种颜色很深、闻起来像中药的液体。
永康端着碗找了个角落坐下来。碗里是粥,稠的,和前几天一样,米粒煮得开花,粥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米油,热腾腾的白气从碗里升起来,在他下巴下面聚成一团然后散开。他用勺子搅了搅粥,舀了一勺,吹了吹,正要往嘴里送的时候,一只手从他身后伸过来,搂住了他的肩膀。
那只手很大。不是赵强那种手指粗壮的、掌心有厚茧的大,是骨架大——手指细长,骨节分明,像弹钢琴的手,但尺寸比正常人大了一圈。手的主人从永康身后绕到侧面,一屁股坐在了他旁边的椅子上。椅子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吱呀声,但没散架。
“嘿,新人?”
是一个讲俄语的年轻男人。
二十岁出头,也可能不到二十岁,脸很年轻,但眼神不年轻。头发是浅棕色的,剪得很短,能看到头皮。眼睛是灰蓝色的,在食堂的日光灯下颜色很浅,像两块被水洗了很多遍的玻璃。穿着一件灰绿色的俄军野战外套,拉链没拉,里面是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脖子上挂着一根细长的银链子,链子的末端塞在毛衣里面,看不出坠子是什么。
他搂着永康肩膀的那只手没有收回去,就那么搭着。不是赵强那种保护性的按肩,也不是老钱那种随意的轻拍,是一种更亲密的、更像哥们儿之间的那种搭法。
永康愣了一下。不是因为那只手——是因为他说的话。
“新人?”是的。中文。发音不太标准,“新”字的舌面音发成了舌尖音,“人”字的儿化音拖得太长,但意思是对的。永康听得懂。在无羁探险者的基地里,所有人都在说中文——不是因为他们都会说,是因为他们有巴别润唇膏。陆沉有,食堂里擦桌子的大姐有,门口站岗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有,永康也有。巴别润唇膏在你涂上它的时候,它不会让你“学会”对方的语言,而是让你们两个人的语言在你们之间的交流中变得透明。你说出去的话在他听来是他的母语,他说的话在你听来是你的母语。
“我叫伊诺夫·尤里,”那个年轻男人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灰蓝色的眼睛盯着永康,“他叫伊万诺夫·斯基。”他用搭在永康肩膀上的左手朝旁边一指。
永康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另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和尤里差不多的年纪,差不多的身高,浅棕色的头发比尤里长一些,垂在额前,几乎遮住了眼睛。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抓绒衣,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灰绿色的、和尤里一样浅但颜色不同的眼睛。那双眼睛在永康看过来的时候微微弯了一下。
“你好。”斯基的声音比尤里低,比尤里慢,每个字之间都有一道很短但很明显的停顿,像在冰面上走路,每一步都先试探一下才敢把重心移过去。
“你好你好,”永康放下勺子,用右手和尤里握了一下,又和斯基握了一下。他注意到斯基握手的时候手指是凉的。“我叫永康。我也刚来这没多久,也就两三天吧,前段时间是因为受伤被你们救才加入你们的,再过个几天我就走了。”
尤里的眉毛挑了一下。“受伤?哪里?”
永康抬起左手,在他们面前握了握拳。“左手。断了。现在已经好了。”他没有提反欧几里得装置,没有提邻里守望,没有提赵强和孙一凡和那个连名字都没记住的伤员。那些事情他还没准备好和人说。
尤里看着永康的左手握拳、张开、再握拳,灰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个很快的、很难辨认的表情。不是同情,不是惊讶。是那种“我见过这种伤,我也受过这种伤,我们都在这里受过这种伤”的、心照不宣的、不需要说出来的东西。他没有问是怎么伤的。他只是伸出手,在永康的右肩上拍了一下。
“活着就好。”
尤里把这个词咬得不太清楚。“活着”的“着”发了翘舌音,“就好”的“就”发了送气音,整个句子说出来,和他那张年轻的、棱角分明的、灰蓝色眼睛的脸放在一起,听起来不像是一句安慰,更像是一句陈述。一个在Level9待了不知道多久的人,在饭桌上对一个刚拆了石膏的十五岁小孩说了一句实话。
尤里是从食堂窗口端了两碗粥过来的。一碗给自己,一碗推到永康面前。永康面前已经有一碗了,但他没有说“我已经有了”。在Level9,一个人把食物推到你面前的意思是——我分你一半,不是因为你缺,是因为我想分你一半。他端起那碗粥喝了一口。稠的,米香,烫的。
“你几岁?”尤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