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对。是不能。但我想试试。”她顿了顿,“躺了太久了,骨头都硬了。再不试试,就真的站不起来了。”
沈清昼看着她,没有说话。他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某种他很熟悉的东西——是倔强,是不甘心,是一个人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了无数次、每次爬起来之后说的那句“我还能走”。他在林野的眼睛里见过这个东西,在沈建国的眼睛里也见过,但那是不一样的。沈建国的倔强是硬的,是那种宁折不弯的、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倔强。陈姨的倔强是软的,是那种被压弯了、压扁了、压得快断了,但还是在最后一口气里慢慢弹回来的倔强。
“您应该等林野回来再试。”沈清昼说,“万一摔了怎么办。”
“摔了就摔了。”陈姨说,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不重要的事,“又不是没摔过。”
沈清昼没有再劝。他坐在对面,看着陈姨把饭吃完。她吃了大半碗米饭,西红柿炒蛋吃了大半盘,豆角吃了小半碟。剩下的菜她用保鲜膜重新盖好,放进冰箱里,留着晚上吃。
沈清昼洗了碗,把厨房收拾干净,灶台上的油渍用抹布擦了三遍,擦到反光。他把抹布拧干挂在水龙头上,把沥水架上的碗摆整齐,汤碗放在最左边的位置。做完这些,他走到客厅,看到陈姨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个小铁盒,盖子开着,针插在泡沫上,线缠在纸板上。那条编了一半的绳子放在旁边,红色的,比上次看到的时候长了一截。
沈清昼在她旁边坐下来。
“那条绳子,是林野编的。”陈姨说,语气不是疑问,是陈述。
沈清昼没有否认。
陈姨拿起那条编了一半的绳子,手指在绳结上慢慢滑过去,一个一个地摸,像是在数,又像是在感受那些结的松紧。
“他编东西的时候,心里有事。”陈姨说,“从小就是这样。心里没事的时候他坐不住,让他编绳子他待五分钟就跑出去了。心里有事的时候他反而能坐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说话,不动,就手上在动。”
沈清昼看着那条绳子,想起昨晚林野发消息的时间。一点零八分。凌晨一点,陈姨睡了,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也许是客厅,也许是卧室的地板上,手里拿着这条绳子,一圈一圈地编。编到中间那段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所以那段比其他地方松。
“他编好了会拿给您看吗?”沈清昼问。
陈姨摇了摇头:“他不给我看。他编完了就收起来,放在那个铁盒子里,等我翻到了才看得到。我问他是给谁编的,他不说。”
沈清昼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红绳。绳子还是那么鲜艳,银珠子在光线下闪闪发亮。他想起林野给他戴上这条绳子的那天,银杏树下,傍晚的光线,林野低着头,手指很巧地把绳子绕在他手腕上,打完结之后拉了拉,问他“会不会太紧”。
他说“刚好”。林野点了下头,把手缩回去,插进口袋里。
那之后过了多久?他算了一下。十几天,还是二十天?记不太清了。但这条绳子一直在他手腕上,洗澡不摘,睡觉不摘,被沈建国扯过一次也没断。它像是长在他皮肤上了,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摘下来手腕上会有一圈白色的印子,像陈姨无名指上那圈月牙形的痕迹。
“阿姨。”沈清昼说,“我先走了。下午还有课。”
陈姨看着他,目光里有不舍,但没有挽留。
“路上小心。”她说,“下次来提前说,我给你做好吃的。”
沈清昼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穿上鞋之后,他回头看了一眼。陈姨还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条编了一半的绳子,低着头,手指在绳结上慢慢地摸。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把那些银丝照得发亮,像一层薄薄的霜。
他关上门,下了楼。
公交车上人不多,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着车窗。窗外的街景往后退,星河湾的老房子,墙上爬满的爬山虎,锈迹斑斑的防盗窗。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习惯每天中午坐十七路来星河湾,给陈姨热饭,洗碗,擦灶台,陪她说几句话,然后坐十七路回去。也许有一天他不用再坐十七路,因为他会住在这里,不用来来回回地跑。也许有一天这里会变成他的家,这个四十平米的、天花板上有水渍的、灯泡经常坏的、到处堆满旧物件的家。
车到站了。
他下了车,从侧门挤进金鼎湾,穿过花园,走进家门。客厅里没人,刘婉大概在楼上,沈建国不在家。他上了楼,走进书房,坐到书桌前。
桌上的卷子还翻在他离开时的那一页,笔还搁在原来的位置,笔尖朝左,和桌沿平行。他拿起笔,继续做题。
手腕上的红绳在阳光下颜色鲜艳,银珠子闪闪发亮。他把珠子转到了手腕内侧,贴着脉搏跳动的地方。
一下一下的,和心跳同一个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