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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第1页）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1921年，是熊子真的丰收之年，这一年，他有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儿子熊世菩于10月在德安出世，另一个是自己的第一部佛学专著《唯识学概论》有了雏形。

唯识学是非常高冷的学科。它是大乘佛学的三大体系之一，是继大乘中观学之后印度佛学的主流与核心，在南北朝的北魏时代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人传入中国，对中国佛学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转眼到了第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北方局势又动**起来。4月28日，奉系张作霖自任总司令，率十二万奉军，向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发动总攻击。5月3日，吴佩孚改守为攻，迂回作战，将主力绕至奉系后方，致使奉军腹背受敌。5日，奉军张景惠部第16师停战倒戈。卢沟桥、长辛店等要隘被直军攻占，中路奉军退至天津。张作霖下令退却，率残部退出关外。10日，总统徐世昌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6月17日，在英国干预下，直奉两系停战议和，签订和约，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北方政局又一次获得了暂时的平静。

这年秋天，熊子真的《唯识学概论》尚未完稿，一个新的人生机遇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话说这一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梁漱溟打算自己创办一所学校，便向校长蔡元培提出辞职。蔡元培当然不会阻挠梁漱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意其辞职，并委托梁漱溟去物色一位合适的人选顶替他的教职，在北京大学开设唯识学课程。

正好南京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不久（此前内学院一直处在筹建阶段，1922年7月正式成立），汇聚了很多佛学人才，其中，内学院教务长、欧阳竟无的高足吕秋逸可谓学识渊博，梁漱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人选，便带着使命，从北京赶到南京支那内学院。

吕秋逸，江苏丹阳人，曾留学日本，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竟无大师研究佛学，后又协助欧阳大师筹办支那内学院，1922年，内学院成立后，吕秋逸出任教务长。可以这样说，吕秋逸既是欧阳竟无办学的得力助手，也是其学术的传人，所以，当梁漱溟向欧阳大师说明来意后，被欧阳竟无一口回绝。

“挖墙角”不成，梁漱溟正发愁呢，恰好碰到了在内学院求学的故人熊子真。经过一番交谈，梁漱溟发现在佛学造诣上，今日之熊子真与昔日之熊子真简直判若两人，尤其是看过熊子真的手稿后，更觉得熊子真对唯识学钻研之深之透，简直出乎意料。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梁漱溟心中大喜，在征得熊子真的同意后，马上向蔡元培进行了推荐。蔡元培对熊子真是了解的，所以，欣然向熊子真颁发了“特约讲师”的聘书。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个曾经的放牛娃，一个历经风雨的革命者，一个自学成才的佛学弟子，就这样登堂入室，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担任教职，对于熊子真来说，这是何等不易，又是何等的幸运！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很多新政被废止，唯独保留下来的就是京师大学堂。不过，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曾经是一座封建思想和官僚气息十分浓厚的学府，师生经常出入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私生活相当荒唐，他们打麻将，吸大烟，吃花酒，捧名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钱的学生也跩得很，带着听差，上课铃响，听差就会恭恭敬敬地说：“请大人上课。”

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大力改革，除旧布新，使北京大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他主张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对新旧思想实行“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一时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辜鸿铭、钱玄同、刘半农、杨昌济、刘师培等著名学者云集北京大学，可谓群星璀璨，北大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孕育和传播的基地。

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指出：“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从根本改变教育思想、明确大学性质入手的。他在就任演说中，坚定地宣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同时，又建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这就从观念与组织上，根本摆脱了对国家官僚机构与政治的依附与控制，实现了教育（学术，思想，文化）的真正独立，也就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在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中，创造新的校园文化，并以此影响社会。”总之，到了2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地方，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极具个性，令人叹服。比如曾被北大教授胡适称作“老怪物”的辜鸿铭，时任北大英文教授，本来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却对中国腐朽的缠足文化痴迷不已，而且还有一套堪称奇葩的理论，他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有一天，辜鸿铭在家烧黄纸，摆贡品，忙着祭祖，这时一位外国朋友来访，便嘲笑道：“你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食物吗？”辜鸿铭眼一瞪，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的墓地摆放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吗？”说得外国朋友哑口无言。

北大的学生也是极具个性的一群青年。1919年5月，他们在北京掀起过“五四”运动，1922年10月，在北大掀起过讲义费风潮，数十位学生联合起来，向校长蔡元培抗议讲义收费，弄得蔡元培差一点要辞掉校长之职，一批教授也准备辞去教职。

这年冬天，熊子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正是讲义费风潮平息之后不久，北大的办学经费虽然不充足，但是，教师们的薪水并不低。有资料表明：20年代初，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收入共四百银元，胡适（文科教授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月收入三百银元，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兼任政治系教授）月收入三百银元，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二三百银元之间，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二百四十银元，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一百一十七银元。

作为讲师，熊子真的月薪是一百二十银元，比郁达夫要高一点。当时，北京的四口之家，每月十二银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统计，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需要一百三十二银元。

这样看来，当年的熊子真收入并不低，但是，他却过着极为简单的集体生活，与当时的北大学生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王显珠等人一起，同住在北京地安门吉安所。这在当时是很令人费解的奇怪举动。

其实，当时的熊子真不在乎教职的高低，也不在乎收入的多少。他曾经常对人说，他到北大主要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读书。

怪人教课，“旁门左道”。自从任教北大以后，校园里就一直流传着熊子真的有趣故事。

熊子真所讲授的“唯识学概论”是哲学系本科生的选修课，占两个学分，按规定每周两节课，原来由梁漱溟讲授。在两人交接工作的时候，梁漱溟对熊子真进行了一番交代，让他务必多从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入手，由浅入深，逐步带领学生“登堂入室”进入唯识学。按照梁漱溟的叮嘱，熊子真曾经准备了九万字的讲义，并于1923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印制，完全遵循支那内学院的教学方法，给学生上课。

不过，由于熊子真曾经深受易学的影响，在讲授唯识学的时候，总是喜欢与《周易》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特别对《周易》的钻研不断深入，他发现这套“唯识学概论”讲义中有一些东西连自己都无法认同，越讲越难受。于是，他另辟蹊径，硬是将自己的九万字讲义全部烧掉，重新备课，自创“新唯识论”。在课堂上，他完全颠覆了梁漱溟的“传统”，不再以介绍唯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为主，而是侧重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

改变了教学内容还不算，熊子真还在教学形式上进行变革。他改变“师生蚁聚一堂”的教室上课模式，采取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模式，让选课的学生到自己的住处听课。大家都觉得，听他的课就如同听故事一样，津津有味。

这相对于翻译家林纾在北大讲课时学生睡大觉的情况来说，简直好得太多。当年，林纾有一门课被安排在下午3点钟，每次学生睡倒一大片。有一次，林老先生实在看不过去，把课本一合，说：“现在给大家讲个故事。”那些趴在课桌上的学生一听，都坐起身子，等待老先生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林纾轻咳一声，接着说：“有个风流和尚，某日走经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顿时精神抖擞，瞪大眼睛，竖起耳朵，但是，林老先生却停顿下来，不讲了。学生们嚷道：“后来怎样了呢？林先生快讲啊。”林纾笑眯眯地说：“没什么，一个向西，一个向东，走了。”顿时，课堂上哄堂大笑，学生们睡意顿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