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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上（第2页）

臣識昧經綸，學慚博究。

諸位當知中國人常例，要看他謙虛的是些什麼話，也許正便是他所抱負、所要想達成的。如杜佑說「識昧經綸，學慚博究」，這「經綸」與「博究」之兩方面，也可說就是他抱負所在。唐憲宗有詔稱他：

博聞彊學，知歷代沿革之誼。為政惠人，審羣黎利病之要。

可見他論制度，懂得看重社會民生利病。他是以蔭入仕的，活到七十八歲，從年輕到老，一路在政治上生活。他這部書，大槪還是他年龄不大時所作，當時他做淮南節度書記，在唐德宗貞元十七年獻上朝廷，相當於西元八百零一年到八百零二年。

諸位讀西洋史，在第九世紀時，眞是很不像樣。現代國家如英國、法國等，都還沒有。可是讀杜佑通典這部書，當時中國的各項政治制度，已經更歷了幾千年的因革變遷。所以說中國文化深厚。一如今天我們大家所講的「倫理」，倫理不僅是在家孝父母，更大的倫理應該是能治國、平天下。中國人的傳統政治，也為倫理所包括。也可說，中國人的政治才能，實應遠超於外國人之上。所以這樣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可以直傳四千年到今天。而我們今天所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傳統政治。凡屬從政的人，若要他講一些漢、美的政治，他還可能知道；若要他講一些中國以往的，那麼就如我以前在北京大學所遭遇：現在還要講歷史上的政治嗎？認為此等是一文不値了。但我不能不希望諸位學歷史的人，還是該能對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各項制度能略有些認識。

李翰為杜佑通典作序，他說：

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於今。

他是說，一個君子最偉大的用，應該在治國平天下，經邦的事業丄。今天我們讀書人，則盡學了外國，他的理想只在教書、著書，國家民族他不管。如此而來講中國學問，自然很難。今天我們讀大學，只能講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站在一個私人分上便完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已無此想像。至於李翰說：「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我們今天則挖去了中間一句，成為「立事在乎隨時」，更不懂要「師古」。所謂「隨時」，也只是「師洋」而已。至若「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我們更不關心。每一事情，於古如何始，於今如何行，懂得現在應該怎麼辦，那惟有問之西方人。雖然李翰這篇序，如我上面所抄這幾句話，我認為可以說出杜佑這書的精神，但近人不會去理會。後來到了南宋朱子，極推重杜佑通典，主張在當時考試科目中添開此一門，應考杜佑的通典。他說杜佑通典是一部「是今非古之書」。諸位莫認為「是今非古」只是我們今天才有這見解，朱子也把「是今非古」來推尊通典，可說同上引李翰序裹這段話說得差不多。立事定要師古，而師古又定要隨時，此一見解中，卻有甚深義理，値得推尋。

五

此書共分九門，食貨十二卷，選舉六卷，職官二十二卷，禮一百卷，樂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邊防十六卷，合成兩百卷，是一部極大的書。這書遠從黃帝、堯、舜講起，直講到唐玄宗天寳年間。下面肅宗、代宗時頗有沿革，亦附在書裹。此書採取了五經、羣史、魏晉南北朝人的文集、奏議，分著記載下來。當時人批評此書，說其：

詳而不煩，簡而有要。

這也很難講。說它詳，全書兩百卷，當然是詳了；然而詳而不煩。說它簡，從黃帝、堯、舜到唐代，九個門類的事情全放在裡面，只有兩百卷，也算是簡了；然而簡而有要。

我勸諸位做學問治史，一定要一讀此書。若碰到一制度問題，不要只為找材料，去杜佑通典裏找，僅要拿人家的精心結撰來做自己的方便使用；卻不如此省力。要運用一本書，先該對此書有瞭解。諸位學史學，我已經勸過諸位，應該讀史記、漢書，乃至後漢書、三國志，下邊可不再那麼用大工夫。可是像通典這樣的書，卻該細讀。要學他怎樣地來寫這書，要學到它「詳而不煩，簡而有要」，把羣經、諸史、各代文集一起拿來；這一種編纂方法，眞是何等體大思精。若諸位自己懂得這方法，將來自己寫書始有基礎。我們更要曉得，要讀一部書，還該懂得寫此書的人。我們能知學那寫書的人，才是學到了他書的精神，成為一種活的學問。我們讀杜佑通典，也該要能想見其人。

新、舊唐書裹都有杜佑傳，而還是舊唐書較詳。杜佑自己說：

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遂行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

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是春秋時代叔孫豹的話。他說不敢希望到最高的立德，只希冀在其次立功、立言上。他總算在當時政治上有貢獻，其次立言，是他寫了這部書。又說：

臣才不逮人，徒懷自強，頗玩墳籍。雖屢歷叨幸，或職劇務殷，竊惜光陰，未嘗輕廢。

他的職務之忙，事情之多，是可想像的。而他總覺得時間之可惜，從來沒有浪費過。即此一層，就可為後人作師表。我們讀劉知幾史通，便該研究劉知幾這人。他的非經、疑古，足見其人之淺薄。像杜佑，我們只看上引諸節話，就可想像其人，也就可信託其書。諸位不要把事情都分開看，人是人，書是書，不求會通。

杜佑自說，五經尙書、毛詩、易經、春秋，他也曾看過；但他不是個經學家，他的工夫完全在史學。他說過這許多古代的經學：

雖多記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測，莫達高深。

所以杜佑誠然不是個經學家，也不是個思想家，可是在這許多方面，杜佑究也用過工夫。即如司馬遷，也不能說他是個經學家或思想家，司馬遷也只是個史學家。但司馬遷、杜佑，都不是不理會到經學。通典裏從三代一路講下，很多問題，都講到詩書，都從經學講下。他引古代的經，常加附注與考訂，而這些附注考訂，也多為一般經學家所沒有講到的。可見不是不兼通經學，文學更不必論了。

在杜佑前，已有一劉秩。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採集了經史百家言，寫了一部政典，分門別類，有三十五卷。在當時很為人看重。杜佑認為這書還不够，所以再來推廣，重寫通典。此所謂有開必先，劉秩政典是在杜佑通典以前的一部書，現在是看不見了。

至於杜佑通典本身，我想留作下次講。但這部書實在有價値。不過後來，有了通志、通考，而普通一般人則都去翻文獻通考，因為文獻通考的材料更多了，唐以後還下及宋；杜佑通典所有，已給他抄了進去，再加上新的。但創造這類書的究是杜佑，而且有許多地方馬端臨實遠不如杜佑，他只略為有一點改動。等於如班固漢書略為改動了太史公的史記，我們就感覺其不如太史公，他不瞭解太史公的地方還是很多。我們要知，抄人家的東西也不容易。所以杜佑通典還是應該讀。

但杜佑通典兩百卷，我們此刻如何讀法？但縱不能細讀，至少也該把來翻一遍。此下我再講到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時，諸位就知道中國人所謂的三通、九通究是怎麼一回事。多看書，總對諸位有好處。諸位要知，自己所做學問只是這一點，所沒有做的學問遺多；這已對自己有極大好處了。

不要只做這一邊，那一邊的全不知道，而自高自滿，這一種態度就會出毛病。至於我們學史學，也不應該全不知道經學和文學，我也已處處提到，不必再細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