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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要是您不介意的话，别让我坐这把扶手椅吧!这椅子坐两个人嫌小，坐我一个人又嫌大，我会不自在的。”

“您让我想起了以前常坐的一把扶手椅，跟这一把还真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后来我还是只好不坐了，因为那是倒霉的德·普拉兰公爵夫人[206]送给我母亲的。我母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谦逊朴实的人了，可她还是有些我已经无法理解的老观念，比如说她起初一定不肯让人把她先介绍给德·普拉兰夫人，因为她觉得对方只是塞巴蒂安尼小姐而已，而这一位又自恃是公爵夫人，坚持不能先把她介绍给人家。其实呢，”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接着往下说，全然忘了自己是不懂这类繁文缛节的，“倘若她真是德·舒瓦瑟尔夫人，那她这么说倒还站得住脚[207]。舒瓦瑟尔家族是最高贵的家族，他们是胖子路易的一位妹妹的后代，是巴西尼真正的君主。说实话，就姻亲和名望而言，我们家是要比德·普拉兰夫人更胜一筹，但要论家族的古老程度，那就只能说是差不多了。这种礼仪上孰先孰后的问题，有时会把局面弄得很尴尬，比如有一次，就因为一位夫人迟迟不肯让人先介绍自己，弄得午宴整整晚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席。再说她们俩，两人成了好朋友，德·普拉兰夫人送了一把这种式样的扶手椅给我母亲，而这把椅子，就像您刚才那样，谁也不肯坐在上面。

“有一天，我母亲听见有辆马车驶进宅邸的庭院。她问一个小仆人是谁来了。

“‘是德·拉罗什富科公爵夫人，伯爵夫人。’

“‘噢!好，我这就见她。’

“过了一刻钟还不见人影。

“‘哎，德·拉罗什富科公爵夫人呢？她在哪儿？’

“‘她在楼梯上，在喘气呢，伯爵夫人，’小仆人回答说，他刚从乡下来了没几天，到乡下去挑仆人，是我母亲的老习惯。她常常是看着他们出生的。像这样，才能挑到忠诚可靠的仆人。好仆人，是一种奢侈品。

“原来，德·拉罗什富科公爵夫人上楼梯有些困难，因为她是个大块头，块头大得等她进了房间，我母亲一时间竟不知道把她安顿在哪儿才好。幸亏瞥见了德·普拉兰夫人送的椅子，我母亲灵机一动，把椅子往公爵夫人跟前一推：‘请落座吧。’公爵夫人一屁股坐下去，坐了个满满当当。她尽管长得高头大马，人还是挺可爱的。我们的一位朋友说：‘她进门时总会惊动四座。’我母亲接口说：‘她出门时更是举座皆惊。’她常爱这么说话，在今天看来未免有点轻率。即使在德·拉罗什富科夫人府上，大家照样当着她的面，拿她肥硕的身躯开玩笑，第一个笑出声来的总是她自己。有一天我母亲去拜访公爵夫人，在门口迎接她的是公爵，我母亲没瞧见房间那头窗口的公爵夫人，问公爵：‘德·拉罗什富科夫人不在吗？我看不到她嘛。’公爵回答说：‘您这么说真是太客气了!’[208]我从没见过比这位公爵更拎不清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像他这样的人，有时还是会幽默一把的。”

晚餐过后，我和外婆上楼回房间。我告诉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上那些让我们喜欢的优点：讲究分寸，细腻敏感，审慎，谦让，也许说不上特别可贵，因为在更高程度上具有这些优点的，恰恰是莫莱和洛梅尼[209]他们。诚然，不具备这些优点会使日常交往变得不愉快，但那不妨碍一个人成为夏多布里昂、维尼、雨果、巴尔扎克，成为缺乏判断力的、爱虚荣的人，就像布洛克……听我提到布洛克的名字，外婆激动地叫了起来，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有多好多好。俗话说，恋爱中的男女寻找对方，自觉不自觉地会有人种优化因素的考虑，瘦女人找胖男人，胖女人找瘦男人，都是为了将来的孩子能长得更匀称。同样，我的幸福正因为受到病态的神经过敏、多愁善感、孤僻忧郁的困扰，所以格外要求外婆把心智健全、具有判断能力这样的优点放在第一位，它们不仅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具有的优点，而且是一个让我的神经得以松弛、内心得以平静的社会所具有的优点——那是一个让杜当、德·雷米萨（更不用说波塞尚夫人、儒贝尔和塞维涅夫人）那样的人物思想大放光芒的社会，而与之对立的思想，正是将波德莱尔、爱伦·坡、魏尔兰、兰波那些人引向备受折磨、失去人望的境地（外婆不希望她的外孙沦落到这种境地）的思想，两者相比较，前一种思想显然给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和尊严。我不等她说完，就扑上去吻她，问她有没有注意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的有一句话，显示出她其实跟她说的不一样，还是挺看重自己的出身的。我就这样，把我的印象一五一十地告诉外婆，要是没有她的指点，我是不知道对一个人该尊重到什么程度的。每天晚上，我把白天对每个人的观察，一一描述给外婆听，他们对我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们不是外婆。

有一次我对她说：“没有你，我是没法儿活的。”

“可不能这么想!”她声音发窘地回答说，“你得学会坚强。不然的话，我出门旅行去了，你怎么办？我希望你能照样很乖，很开心。”

“要是你只去几天，我会乖的，可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要是我出门几个月、几年（一想到这儿，我的心就揪紧了），甚至……”

我们俩都不说话了。我不敢看外婆，她也不敢看我。而她的忧虑，比我自己的忧虑更让我揪心。我走近窗台，眼睛不望她，一字一顿地对她说：

“你知道，我习惯了就好了。刚开始和心爱的人分别，我感到很难过。可我还是习惯了，尽管我还像以前一样爱他们，但我的生活变得平静，变得温和了；我能忍受和他们分别的痛苦，哪怕是几个月、几年……”

说到这儿，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只好忍住眼泪看着窗外。外婆从房间里出去了一会儿。

第二天我说起哲学，说话的口气非常漫不经心，但又恰好能让外婆注意听我说的话。我说，真奇怪，科学上有了最新的发现以后，唯物主义似乎就破产了。灵魂的永恒，亲人在身后的相聚，还是大有可能的。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跟我们说起过，她恐怕就要没法儿常常和我们见面了。她有个侄孙在附近的冬西埃尔驻防，准备报考索穆尔军校，有几个星期的假期，他打算到姑婆这儿来，这样一来她的时间大半都得给他喽。我们乘马车一起出游时，她一个劲儿说她侄孙有多聪明，心地有多好；我暗暗在心里想，他一定会对我很热情，我将成为他的挚友。他来以前，他姑婆还说了些别的情况，听上去他好像很不幸地迷上了一个坏女人，那女人把他捏在手里不放，弄得他神魂颠倒。我心想，这种爱情早晚要以发疯、杀人或自杀告终。想到我还没见过他，我俩的友谊却已经在我心中这么至关重要，而留给这友谊的时间又这么短促，我不禁哭了起来。我这是为这友谊，为等着他的不幸一掬伤心之泪，就好比我们有一个至爱的人，人家刚告诉我们他已身罹重病、来日无多，我们自然会悲痛不已一样。

一个酷热的下午，我待在酒店的餐厅里，晒成金黄色的窗帘拉了起来遮挡阳光，厅里显得很暗，而透过窗帘的缝隙，可以瞥见阳光照耀在蓝蓝的海面上，闪烁不定。正在这时，只见海滩通往大路的小道上，走过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露着脖子，高傲地仰着头，眼睛炯炯有神，皮肤和头发都是金灿灿的，仿佛吸饱了阳光似的。他身上的衣服，料子很柔软，而且是近乎白色的，我从没想过一个男人敢穿这样的颜色，衣料之薄，更让人想到餐厅的阴凉和室外的炎热；他走得很快，单片眼镜不时从一只眼睛上往下掉，眼睛的颜色像大海一样。每个人都好奇地瞧着他从身边走过，大家知道，这位年轻的圣卢-昂-布雷侯爵向以打扮优雅而闻名。他给年轻的于塞斯公爵当决斗证人时穿的那身衣服，各家报纸都有详细的描写。他的头发、眼睛、皮肤以及举止，都透着一股优雅劲儿，使他在人群中，犹如蓝莹莹的珍稀乳白石矿脉在杂质很多的岩石中一样，与之相应的生活，想必也是和其他男人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跟我们提起的那段恋情之前，上层社会最漂亮的美人对他真所谓是你争我夺，他跟某个受他青睐的绝色佳人双双出现，比如说，在海滩上，那么不仅她会就此成为明星，他也会像她一样吸引公众的眼球。由于他的帅气，他那时尚人士的放浪不羁，更由于他那超常的优雅，有人甚至觉得他有点阳刚不足，但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因为他的男子气概，他对女性狂热的追求，是尽人皆知的。

这就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说起的那个侄孙。我满心欢喜地想着就要和他结识，相处好几个星期，我确信他一定会真心待我好的。他迅速地穿过酒店，仿佛追逐蝴蝶似的飞舞着单片眼镜。他从海滩来，整个身影清晰地呈现在与餐厅窗玻璃齐腰高的大海的背景上，就好比在某些肖像画中，画家声称自己画的是对真实生活最精确的观察所得，却又给画中的人物挑选了一个适当的环境：马球草坪啊，高尔夫球场啊，赛马场啊，游艇甲板啊，以为这样就提供了早期艺术家画作的现代表现形式，那些画家往往让人物出现在风景画的前景上。

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在门口等他；一路上，单片眼镜在洒满阳光的车道上翻飞嬉戏，其优雅娴熟，有如一位出色的钢琴家把一个看似无法显示技艺的经过乐句弹得惟妙惟肖，显示出二流钢琴家无从企及的深厚功力，就在此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这位侄孙接过车夫递来的缰绳，坐在车夫旁边，一边拆开酒店经理交给他的信，一边策马往前驶去。

往后的几天，每当我在酒店里或酒店外遇见他——昂着头，整个身子始终以不停往下掉、飞舞跳跃的单片眼镜为重心，手脚并用地保持平衡——我总意识到，他根本不想接近我们，看他连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个（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是他姑婆的朋友），我心里失望极了。我想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有在她以前的德·诺布瓦先生，他俩待我是那么和蔼可亲。我心想，他们也许是两个让人取笑的贵族吧，说不定在贵族阶层的典章中，有这么一条秘密的规定，容许妇女和某些外交官在与人交往时，出于某个我不知晓的原因，不必表现出傲慢的态度，而一个年轻的侯爵，却必须态度傲慢，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

以我的智力，本来应该可以明白事情并非如此。可是我正处于一个颇为荒唐的年龄段——想象力特别丰富的青春期——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就是不向智力讨教，看到人家身上有一点不顺眼的地方，就冒冒失失地以为此人就是如此。一个人整天这么神神道道的，没有个安宁的时刻。在这个年龄上做的事情，日后想起来都是那么令人后悔。让人感慨的是，当年的那种冲动劲儿，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了。年岁大了，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变得实际了，跟社会也不再有隔膜了。可是，唯有少年时代才是真正能学点东西的时候啊。

我猜想中的德·圣卢先生的傲慢无礼，以及可想而知的铁石心肠，从他对我们的态度中得到了印证，他每回经过我们身边，总是挺着瘦高的身板，仰着头，目光中漠无表情——这么说还不够，应该说目光显得非常绝情，连一个人对旁人（即使他们不认识你的姑婆）最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而没有这点起码的尊重，我站在一位老妇人面前，就跟站在一盏煤气路灯跟前没什么两样了。前几天我还暗暗在想，他会给我写热情洋溢的信，向我表示好感。可他这副冷冰冰的样子，跟我的想象差得太远了。打个比方，有个耽于空想的人，以为凭自己一席令人难忘的演说，就能煽动起民众，以民众的代表自居。于是他独自一人哇啦哇啦嚷了一通，到头来，想象出来的喝彩声平息以后，他仍然还是当初的那个傻瓜蛋。德·圣卢先生的态度跟我的想象相去之远，就好比这个傻瓜蛋平庸、可怜的处境跟议会和民众的热情相去之远。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大概是想消除一种外表就看得出来的骄傲、凶狠的本性留给我们的印象，又和我们说起他的这个侄孙（他是她一个侄女的儿子，年龄稍比我大一些）心地有多善良；在社交圈里竟然可以这么无视事实，把一个心肠那么硬的人说成心肠怎么怎么好——尽管他对自己圈子里的那些头面人物可能是这么和颜悦色的——这真叫我没话可说。有一天我在一条小路上迎面碰到他们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只好给我介绍了她的侄孙，她再一次让我（虽然是间接地）领教了他性格上的一些我早已确信无疑的特点。他似乎根本没听见人家在对他说起某人，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眼睛里没有一点人类情感的光芒闪过，冷漠、空虚的目光显示的是一副夸张的表情——要是没有这点表情，这双眼睛就和冷冰冰的镜子一般无二了。尔后，他那冷峻的目光盯在我脸上，仿佛要在回我的礼，给我打个招呼之前，先了解清楚我是怎么个人，接着，他在与我保持尽可能大距离的前提下，突如其来地伸出胳臂——仿佛并非他有意这么做，而只是一种肌肉的本能反应似的——胳臂拉得笔直，远远地把手伸过来。

第二天他让人送来一张名片，当时我还以为是要和我决斗呢。结果他和我大谈其文学，最后对我说，他竭诚希望每天和我见面谈几个小时。这次来访中，他不仅让我看到了他对精神方面问题的热衷，而且对我明显地表示了一种好感，跟昨天的他简直判若两人。后来我看到每回人家向他介绍别人，他都是那副模样，我便明白了，这只不过是他家族某些成员的一种特殊社交习惯，他母亲从小教育他举止要合乎身份，这就是教育的结果；他这么跟人打招呼时，并没比对体面的着装、漂亮的发型予以更多的注意；这种做派，并不涉及我起先所认为的品德问题，他只是习惯成自然而已，与之相应的另一个习惯，则是认识一个人以后，马上要把自己介绍给这个人的亲属，这个习惯在他已经成了本能。我们相识的第二天，他一见到我就赶紧走上前来，连招呼也来不及跟我打，就要我把他介绍给我身旁的外婆，那副急不可耐的兴奋劲儿，就好比出于防卫的本能，看见有东西袭来马上闪避，看见热水喷溅赶紧闭上眼睛一样——因为本能告诉他，如果稍有迟疑，没有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就可能会酿成大祸。

最初的驱魔仪式一结束，犹如一个坏脾气的仙女脱下起先穿的外衣，显出优雅的本色，我眼看这个傲慢的人一下子变成了我所见过的最和蔼、最殷勤的人。“好吧，”我对自己说，“对他，我已经看错了一回，上了假象的当，可我现在虽说看明白了这一点，说不定又在上第二次当呢，因为他明明是个心地高尚的世家子弟，却偏要把它隐瞒起来。”果然，没过多久，圣卢的良好教养，以及他的种种可爱之处，都让我看到了一个跟我的猜想很不相同的年轻人。

这个看上去像倨傲的贵族和运动员的年轻人，只看重精神世界的内容，只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尤其喜欢探讨为他姑婆所嗤笑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另一方面，他热衷于（如他姑婆所说的）社会主义高论，内心深处充满对自己所处阶层的蔑视，经常一连几小时埋头研究尼采和普鲁东。他属于那种醉心于书本的知识分子，脑子里尽是些不着边际的念头。圣卢身上的这种崇尚抽象的倾向，跟我平常的思考习惯相去甚远，他对我说的话，让我在感动的同时，又觉得有些厌倦。比如说，知道他父亲是谁以后，当我碰巧读到一本回忆录，里面写了不少这位大名鼎鼎的德·马桑特伯爵的趣闻逸事（在他身上浓缩了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极为独特的风雅韵致和充满幻想的精神世界），我就会想对德·马桑特先生生活的细节了解得更详细些，这时，看到罗贝尔·德·圣卢非但不喜欢自己有这么个老子，因为不可能把我引进他父亲用一生写就的那部过时的小说中去，反而纵情去爱什么尼采和普鲁东，我真是又气又恼。他父亲倒恐怕未必会像我这样。他是个聪明人，在当时就越过了社交圈生活的界线。他几乎没有时间去了解儿子，但希望儿子比自己有成就。我相信，他不同于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会为儿子感到骄傲，为他舍弃自己沉溺其中的种种消遣活动、专心从事严肃的思考而感到欣慰。他这个父亲毕竟是个谦虚的智者，他会不露半点声色，悄悄地阅读罗贝尔最喜欢的作品，想看看儿子究竟比自己强多少。

不过，有件事还是颇为令人遗憾的：虽然德·马桑特先生坦**大度，赞赏一个跟自己如此不同的儿子，罗贝尔·德·圣卢却认定一个人是否可取，跟一定的艺术、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所以，对于这么一个终生沉湎于狩猎、赛马，听瓦格纳呵欠连连，听奥芬巴赫劲头十足的父亲，他每每想起来会在温情中掺有几分蔑视。圣卢还没有聪明到足以理解，智力上的价值是跟一定的美学取向不相干的，他对德·马桑特先生的智力的藐视，跟布瓦迪欧的儿子可能会对布瓦迪欧，或者拉比施的儿子可能会对拉比施产生的藐视[210]（倘若这两个儿子都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学和最难以理解的音乐的爱好者的话）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我对父亲了解得很少，”罗贝尔说，“看来他是个出色的人物。他的不幸，在于他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出生在圣日耳曼区，生活在《美丽的海伦》[211]的时代，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一场灾难。假如他只是个醉心于《指环》[212]的布尔乔亚，说不定倒还能有点作为。还有人告诉我，他喜欢文学。这就真是说不清楚了，他心目中的文学都是些过时的作品。”

如果说我觉得圣卢过于严肃了一点，那么他不明白的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再严肃一点。遇到事情，他只看它包含多少智力成分，对想象的乐趣视而不见（有些让我感受到这种乐趣的事情，在他眼里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他看见我——他自认比我逊色得多——对那些事情津津乐道，不由得感到很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