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文小说网

第二部 地方与地名 地方（第1页）

第二部地方与地名：地方

两年以后跟外婆一起去巴尔贝克的时候，我对吉尔贝特几乎已经完全无所谓了。当我对一张新的脸庞看得着了迷，当我期盼另一位少女带我去参观哥特式大教堂、意大利宫殿和花园时，我会伤感地想到，我们的爱，只要它是对某个活生生的人的爱，那就可能不是很真实的东西。因为，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欢欣或痛苦的梦也许会把这种爱跟一个女人联系在一起，使我们以为它是命定由她激发的，但是，一旦我们反过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摆脱了这种联系，这种爱，既然它完全自发地源于我们自己，就会再次萌生，献给另一个女人。然而这次动身去巴尔贝克时，以及我在那儿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的那种无所谓还是时断时续的。往往（我们的生活常常并不是按年月顺序安排的，时日的序列中会插进许多时序错乱的日子），我并不是生活在前一天或前两天过后的这一天，而是生活在离那更远的日子，在那些我还爱着吉尔贝特的日子里。这时，见不到她会使我突然感到一阵揪心，就像当初的情形一样。当初爱着她的那个我，虽然已经几乎完全被另一个我所替代，此时却又蓦地冒了出来，这种时刻往往不是由重大的事情，而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的。举例来说（我这是把诺曼底小住的那段时间提前来说了），我在巴尔贝克有一次听见大坝上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提起了“邮政部司长一家子”。按说（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一家子将会对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这话我原本是该听了只当耳边风的，想不到它却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那是大部分早就被取代了的那个我，在为见不到吉尔贝特而伤心呢。不过，爱情的回忆还得服从记忆的一般规律，而记忆的一般规律又受习惯的更一般规律所支配。由于习惯会使一切变淡变弱，最能让我们记起一个人的，恰恰是我们曾经忘记的事情（因为那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我们就听凭它保留了它的全部能量）。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都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存在于一缕带着雨丝的清风中，存在于一个房间幽闭的气息或一点初起的火苗的气味里；但凡我们能从自己身上发现智力由于不屑而懒得去探究的东西的地方，都有这些美好的记忆存在，它们是往昔最后的保留，是其中最美好的，当我们的泪泉看似已经干涸之时，还能让我们潸然泪下的东西。它当真是在我们自身之外吗？更确切地说，它是在我们心中，但避开了我们的视线，藏进了或长或短的忘川之中。而也只是靠了这种遗忘，我们才能不时找到我们曾经是过的那个人，才能像这个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去面对各种事物，也才会重新感到痛苦，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我们，而是他，我们现在觉得无所谓的东西，却是他所爱的。在习惯性记忆的强光下，往昔的图像渐渐变得愈来愈淡，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要不是有些个词儿（比如邮政局司长）被小心翼翼地藏在了忘川之中，我们恐怕就再也找不到他了，这就好比国立图书馆里的一本书，要是一不小心没归架的话，以后恐怕就别想找到了。

但是，这种痛苦，这种对吉尔贝特爱情的复萌，并不比梦中的痛苦和爱情持续得更长久。这一次，倒是因为到了巴尔贝克，往日的习惯不在这儿，这些情感才没再持续下去。如果说习惯的这两种效果看似矛盾，那恰恰是因为它遵循的是多重法则。在巴黎，我愈来愈不在乎吉尔贝特，那是由于这种习惯的缘故。习惯的改变，也就是说这种习惯的暂时中止，在我动身来巴尔贝克之际使这种习惯的影响发挥到了极致。它固然变弱了，但它是稳定的，它固然引起了解体，但它使这种解体无限地持续了下去。多年以来，我每天的精神状态或多或少可以说是前一天状态的翻版。可到了巴尔贝克，床换了，早晨放在床边的，是一顿跟在巴黎不一样的早餐，当初滋养我对吉尔贝特的爱的种种念头，在这张**自然就转不起来了。有时候（当然这种情形非常少见），久居一地会使时日停滞，赢得时间的最好办法，就是换个地方。我这次来巴尔贝克，就好比大病初愈的病人第一次出门，他早就盼着能出趟门，让自己看到真的已经痊愈了。

这样的旅行，如今大概都是乘汽车了，一般人都觉得这会更舒服一些。我们会看到，在那样的情况下，旅程甚至会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真实，因为我们更贴近、更真切地看到了地貌怎样以种种方式在渐次变化。不过说到底，旅行特有的乐趣并不在于可以顺道而下，累了就歇，而在于尽可能让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差异变得清晰可见（而不是尽可能让这种差异变得无法感觉），如同我们的想象通过一个跳跃把我们从所在地带到目的地时，我们头脑中所想的那样，整体地、完好地感受这种差异；这个跳跃让我们觉得神奇，主要并不是因为它一下子穿越了一段距离，而是因为它把地球上两个不同的地点连接在一起，把我们从一个地名带到了另一个地名，在火车站这个特定地点完成的神秘过程（它比散步更说明问题，散步是走到哪儿想停就可以停的，所以无所谓哪儿是目的地）概括了这一跳跃；火车站可以说并不是城市的一部分，但它却包含着城市个性的精髓，犹如站台上的地名那般显示了城市的特征。

然而无论什么物品，我们时代的风气，就是非要把它和现实生活中的环境一起拿出来让人看，这一来，就抹去了本质的东西，亦即将它从所处环境中分离出来的精神活动。一幅油画被放在同时代的家具、摆设和壁毯中间展示，就成了俗套的装饰，一个家庭主妇早些天还对此一窍不通，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泡了两天过后，现在居然可以在宅邸里很娴熟地摆弄这些玩意儿了。殊不知，坐在这些装饰中间边进餐边看画，是根本无法领略在博物馆大厅见到它时那种令人心醉的欣喜的，而博物馆大厅那没有任何装饰、近乎光秃秃的环境，恰恰更好地凸显了艺术家在其中驰骋想象进行创作的内心空间。

不幸的是，这些叫作火车站，人们从此出发去往远方某个目的地的美妙所在，恰恰也是一些悲情四伏的所在，因为虽说靠着这里发生的奇迹，原先始终只不过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城镇，就将成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城镇，但因此也必须从走出候车室那一刻起，就断了一个念头，不再想着一会儿还能回到刚才待在里面的那个熟悉的房间。一旦下决心进入这个通向神秘的臭烘烘的场所，进入这个装着玻璃窗的大棚，你就必须抛弃回家过夜的一切希望。我要寻找去巴尔贝克列车的圣拉扎尔车站，正是这么一个巨大的工棚，在开膛剖腹的城市上方，**出一片粗野、刺目的天空，凝聚起充满悲剧色彩的森严氛围，就像蒙泰尼亚或委罗内塞画中某些几乎成了巴黎现代特色的天空，置身在这样的天空下，人们所能做出的，唯有乘火车出行或竖立十字架之类的可怕壮举了。

当我躺在巴黎屋里的**，眼前悠悠然浮现漫天风雪中巴尔贝克那座波斯风味的教堂的时候，我的身体没有对这次旅行表示任何异议。但当它知道它得事必躬亲，而且在抵达当晚，人家会给我安排一个它全然陌生的房间，它就提出了异议。动身前夜，我听说母亲不能陪我们去，而父亲在和德·诺布瓦先生同去西班牙之前一直要留在部里，所以干脆在巴黎郊外租了个房子，这时候它提出的已不只是异议，而是强烈的抗议了。不过，巴尔贝克的景色，似乎并不因为必须付出病痛的代价才能欣赏，而变得魅力稍有减退，这病痛在我看来，正好是使我心向往之的那个印象得以体现、得以落实的保证，而那印象，是任何号称堪与媲美的景观、任何我毫不费力就可以前去（甚至照样可以回家睡在自己**）的名胜佳境所不能取代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又感觉到，钟情的人和得到快乐的人，不会是同一拨人。动身那天早上，平时给我看病的大夫见我闷闷不乐的样子，惊奇地对我说：“依我说呀，只要能让我去海边吹上一个星期的海风，我就求之不得喽。您可以看到海上的帆船比赛，这有多棒。”我相信我也像这位大夫一样，对巴尔贝克一往情深。但我早在去看拉贝玛演出之前，就已经知道无论我钟情于什么，它只有在历经痛苦的追求之后，才会出现在我面前。为了最终得到它，在追求的过程中，我首先必须牺牲我的快乐——而不是寻觅我的快乐。

我外婆对这次旅行的看法自然跟我又有些不同，她一如既往，总想赋予我收到的礼物一种艺术的气质。为了让我在这次旅行中获得一种局部具有古典意味的体验，她曾经打算把行程分成两半，一半乘火车，另一半循着当年塞维涅夫人从巴黎经肖讷和奥德梅尔桥到东方城[166]去的路线，乘汽车而行。但由于父亲的极力劝阻，外婆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父亲知道，外婆只要安排一次外出，总想让旅行所能包含的智力方面的裨益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时你就等着瞧吧，赶不上火车啦、丢失行李啦、喉咙发炎啦、违章啦，都是早晚会发生的事儿。不过有个念头还是让她挺高兴，那就是我们去海滩的时候，不会有她亲爱的塞维涅所说的讨厌的马车客半路拦住我们，因为，勒格朗丹没为我们给他姐姐写信，所以我们在巴尔贝克没有认识的人。他不写信之举，颇为我两位姨婆塞里娜和维克多娃[167]所不齿，她们还是小姑娘时就认识他的母亲，为了显示这份旧日的亲昵关系，她俩至今仍管她叫蕾内·德·康布尔梅，把她送的礼物放在房间里、谈话中显摆，也不管它们跟眼下的现实有多对不上榫。她俩从此以后在勒格朗丹老太太家绝口不提她女儿的名字，一出门则用“你知道的那个人，我压根儿就不提”“我想她们心里明白”之类的话相互庆贺，以为这样就给我们出了气、雪了耻。

于是，我们定下乘一点二十二分的火车从巴黎出发，很久以来我常常兴致盎然地在火车时刻表上找寻这趟车，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感到激动，生出一种已经启程出发的开心的错觉，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种对这趟车已经很熟悉的感觉。在我们的想象中某种形式的幸福到底是怎样的，主要取决于它究竟怎样激起我们的向往，而不在于我们对它有多少了解，所以我感到自己对这次的幸福已经了解得够详细了。我一点也不怀疑，当白天的暑气渐渐散去时，我将会在车厢里体验到一种特殊的快乐，而在临近每个车站时，我都会出神地凝望眼前的景象。这列始终唤起我对同一些城市的想象的火车，在我眼里被笼罩在它穿行而过的下午时分的明亮光线之中，我觉得它不同于所有其他的火车。平时我们对某人有好感，往往还没等见到他，就已经把自己想作他的朋友了，现在也是这样，我把一种独特而永恒的表情，赋予了一位富有艺术家气质的金发旅客，认定他会把我带上他的旅途，而且在他渐行渐远走向落日之前，我会在圣洛大教堂跟前和他诀别。

外婆好不容易才下决心去巴尔贝克，她不想白去一趟，所以要在一位女友家待上二十四小时。当天晚上我先走，一则免得多打扰人家，二则，第二天可以去看巴尔贝克的教堂，我们事先就听说，教堂离巴尔贝克海滩挺远的，我怕海水浴疗程开始以后，就抽不出时间再去那儿了。对我来说，能把这次旅程的重头戏安排在第一夜之前，也许还是值得宽慰的，因为在那令人痛苦的第一天晚上，我得进入一个陌生的处所，而且不得不把那儿当作一个新的家。但是，要认一个新的家，就先得离开那个老的家；母亲安排在这一天去圣克卢，她准备，或者说假装准备在陪我们到火车站以后，就直接去圣克卢，中途不再回家——她是怕我到时候不肯去巴尔贝克，缠着她要一起回家呀。她推说刚租下的房子里有好多事要料理，抽不出时间（其实是想避免那幕残忍的告别场景），决意不等火车启动就先走。在火车开动的这一刻，先前被来去匆匆、忙这忙那所掩盖的离别，由于已经无法回避，完全集中在了一个令人黯然神伤而又头脑格外清醒的时刻，总会突然显得让人无法忍受。

我第一次感觉到，母亲没有我，也能过另一种不为我而活着的生活。她要和我父亲一起去住了，她也许觉得我羸弱的身体，还有我的神经质，都使我父亲的生活变得有点复杂、有点难弄。这次分别让我格外感到伤心，因为我心想，在母亲看来这大概意味着她对我的一次又一次失望到了头，她没对我说过，但在经历了这么些失望以后，她明白她很难再和我一起过假期了。随着她和父亲岁月的老去，这也许也是她向命运妥协，决意过另一种生活的最初尝试。在那种生活中，我不会像现在这么经常见到她，到那时——这可是即使在噩梦中也从没出现过的场景哦——她会在我眼里变成一位有些陌生的夫人，人们看见她独自走进一所没有我在那儿的房子，问看门人有没有我的信。

车站雇员要来帮我提箱子，我看着他几乎说不出话来。母亲想用她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来安慰我。她觉得不能再装着没看出我的忧伤，因为装了也没用，她温柔地拿这份忧伤来开玩笑：

“嘿，巴尔贝克的教堂要是知道你愁眉苦脸地去看它，它会怎么说呢？拉斯金说的快快活活的旅行家，怎么能这样呢？没事儿，你一路上好不好我都会知道的，哪怕隔得再远，我也永远和我的小宝贝在一起。你明天就会收到妈妈给你的信。”

“我的女儿，”外婆说，“我瞧你就像塞维涅夫人，只要跟前有张地图，就随时随地和我们在一起啰。”

妈妈想让我散散心，就问我晚饭想点什么菜，还把弗朗索瓦兹大大夸了一通，称赞她把一顶帽子和一件大衣改得认不出来了，要知道当初新帽子戴在姨婆头上、新大衣穿在姨婆身上的那会儿，妈妈可是觉得难看极了的：帽子上耸着一只很大的鸟，大衣上布满丑陋的图案和乌亮的斑点。后来大衣不能穿了，弗朗索瓦兹就让人把它翻了个面，让色调和谐悦目的衬里露在外面。至于那只鸟，折断以后也早就给扔了。有时最清醒的艺术家着意寻找的精致，却碰巧出现在一首民歌里，或者在一间农舍的门面上——在门楣上方恰到好处地装点一朵白色或淡黄色怒放的玫瑰，叫你看了怦然心动；弗朗索瓦兹也是这样，她凭着那份自信而又天真的审美情趣，把夏尔丹或惠斯勒的肖像画上那些令人着迷的丝绒结或蝴蝶结缀在了帽子上，顿时使那顶帽子添了几分可爱。

还在早几年的时候，每当我们这位老女仆拿到人家送她的旧衣裳，她脸上常会有一种由谦逊和正直而来的庄重表情。她是个谨慎但绝不卑下的女人，懂得“守本分，不越轨”的道理，那些衣裳，她留着出门时才穿，这样她和我们在一起既不显得寒碜，也不显得张扬。她这么穿着式样过时的鲜红呢大衣，领口的皮毛软软地耷拉下来，让人不由得想起当年一位大师在祈祷书中画的布列塔尼的安娜。这些安娜的形象，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到位，总体的基调洋溢在画幅的每个细部，因鲜艳、陈旧而显得奇特的服饰，因此就如眼睛、嘴唇和双手一样，表达出那种充满虔诚的庄严意味。

对于弗朗索瓦兹，是没法儿说什么思想不思想的。她什么都不知道，而我们这里说的什么都不知道，完全就是什么都不懂——除了很少的一点可以凭本能直接感觉到的最朴素的道理之外——的意思。广阔的思维世界，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然而，面对她明澈的目光，面对这个鼻子、这两片嘴唇精致的线条，面对许多有文化教养的人身上所没有的这些见证（对他们而言，这样的见证就意味着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确实是卓尔不群、超凡脱俗了），你会像面对一条狗聪明而善良的目光那样，情不自禁地心慌意乱起来——尽管你知道，人类的所有观念，这条狗是全然无知的。面对它们，你会暗自思忖，在其他那些卑微的弟兄——那些农民中间，是否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可以作为头脑简单的人群中的优秀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命运的不公，他们注定要生活在头脑简单的人群中间，没有受过启蒙教育，但是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天生就比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更接近精英的本意呢。他们就像神圣家族那些离散、迷途、丧失了理性的成员，就像最有智慧的阶层那些始终稚气未脱的亲属一样，他们跟天才之间就只差那么一点——尽管他们的目光还无法专注，但他们眼中的光芒明白无误地这样告诉我们——只差那么一点靠学习可以获得的知识。

妈妈见我差点儿要哭出来了，就对我说：“雷古卢斯[168]是见惯大场面的……再说，这样对你妈妈可不好呀。我们也像你外婆一样引用德·塞维涅夫人的话吧：‘你要是鼓不起勇气，就只好由我来尽力而为了。’”她又想起，关心别人会转移对自身痛苦的注意力，于是她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她的这趟圣克卢之行一准会很愉快，预订的马车让她挺满意，车夫很有礼貌，车子也很舒适。她这么说当然是想让我开心起来。我听着她说这一个个细节，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做出很高兴听她这么说的样子点了点头。可是她愈是说得详细，我对她的离去就愈是想象得真切。我望着妈妈，心头揪得紧紧的，仿佛她已经离我而去，戴着那顶为去乡间而买的圆草帽，穿着一身薄薄的长裙，那是特地为这次骄阳下的长途旅行准备的，这条长裙使妈妈变了样，她已经属于那个让我就此见不到她的蒙特尔图[169]别墅了。

为了避免旅行引起胸闷气塞，医生建议我动身前稍许多喝点啤酒或白兰地，让自己处于他所谓的欣快状态，神经系统暂时不那么脆弱。我还没拿定主意要不要喝酒，但我至少希望外婆能明白，如果我做出决定的话，那是因为我有权也有足够的判断力这么做。所以我说这事的口气，就仿佛我只是吃不准该去哪儿，是上冷餐部还是上酒吧车厢，去喝酒。可是，看见外婆脸上露出带有责备，甚至根本不想过问一下我有什么想法的表情，我顿时下了决心非要去喝酒不可，既然口头声明没能获得无异议通过，那么具体实施就是必须采取的步骤了。我大声说道：

“你瞧你，你知道我有病，知道医生是怎么关照我的，可你还这么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