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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贝戈特要来的呀，”她说，“难道您觉得他写得不怎么样？他的书是有些拖沓，不如他在报上的文章来得尖锐和精练，可我想，他会写得更出色的。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他以后给《费加罗报》写leaderarticle[140]。这才是therightmaplace[141]。”

她停了停又说：

“您还是来吧，要说怎么写作，那可谁都没他说得好。”

这听上去像邀请一个志愿兵来和上校共同进餐，斯万夫人为我的文学生涯着想，叫我第二天别忘了到她家和贝戈特共进晚餐，倒像好作品就靠拉关系产生似的。

就这样，斯万夫妇和我父母，这两拨似乎先后妨碍过我享受甜蜜生活的人，都不再对我有任何阻难，我随时可以见到吉尔贝特——心中怀着欣喜，但并不宁静。爱情中是无宁静可言的，原因在于你所得到的永远只是你的欲求的一个新起点而已。当我不能去她家的时候，我的眼睛盯在这份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上，我甚至无法想象还能有怎么样的新的烦恼在前面等着我。但是，来自父母方面的阻力一旦撤销，这个问题一旦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就会不断冒出来，而且每次都变换着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吉尔贝特的关系每天都在更新。每天晚上回家，我都会想到有些问题，有些对我俩的感情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必须告诉吉尔贝特，而这些问题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我暗自庆幸不会再有任何东西来威胁我的幸福了。可是，威胁还是悄然而至，而且恰恰来自我毫无防范的方面，来自吉尔贝特和我自己。那些使我觉得欣慰，使我相信这就是幸福的事情，按说是该让我感到烦恼的。因为幸福在爱情中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一些看似最简单的、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事情，本身往往都是些小事，但当我们处于那种状态时，它们顷刻间就变得事态很严重。爱情让我们感到兴奋快乐，是因为我们心中存在某种不稳定的东西，我们不停地设法保持它的稳定，而在它暂时稳住不动的那会儿，我们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其实，爱情中有一种永恒的痛苦，欢乐冲淡了它，使它显得虚缈、遥远，但是它随时有可能以本来的面目狰狞地出现在你面前——要不是你一度得到过你所想望的东西，你早就该看见它了。

有过好几次，我觉着吉尔贝特不希望我去得太勤。可也是，她父母对我能给她好影响这一点愈来愈深信不疑，所以每当我挺想见她的时候，我只要跟他们说一声，他们就会邀我去玩。我心想，有了他们，我的爱情就安然无虞了；他们对吉尔贝特拥有绝对的权威，有他们给我做靠山，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是情况并非如此。碰到她父亲请我去，而她对此有些不高兴的时候，她所流露出来的不耐烦的神情，让我不由得心生疑窦，不知道被我当作幸福保证的事情，会不会恰好是幸福无法延续的隐秘原因。

我最后一次去看吉尔贝特，正好下雨，人家邀请她去上舞蹈课，但她和这家人不熟，不能把我也带上。我看天气潮湿，就比平时多喝了点咖啡。斯万夫人不知是天下雨的缘故，还是对聚会的那家人抱有某种成见，在女儿正要出门的当口，很生气地叫住她：“吉尔贝特!”一边还向我指指，意思是说我特地来看她，她应该留在家里陪我才是。她说——确切地说是喊——这声“吉尔贝特”，是出于对我的好意，但瞧见吉尔贝特放下东西耸耸肩膀的样子，我马上意识到，做母亲的无意间促成了我和吉尔贝特的疏远，其实直到那时为止，这种疏远说不定还是可以止住的，而如今吉尔贝特却渐渐离我而去了。“你也不必天天都去跳舞呀。”奥黛特对女儿说，口气之文静想必是当年从斯万那儿学来的。随后，她又变回到奥黛特，对女儿讲起英语来了。顿时仿佛有堵墙对我遮蔽了吉尔贝特的一部分生活，仿佛有个邪恶的精灵把我的女友领得离我远远的。在说一种大家都懂的语言时，我们可以用透明的思想来取代不透明的声音。而一种并非大家都懂的语言犹如一座幽闭的宫殿，哪怕我们心爱的人在里面变了心，我们在外面忧心如焚也无济于事，只能干着急。她俩一动不动地站在两步开外用英语交谈，这事放在一个月以前，我会一笑置之，可如今听着谈话中间透出的一些法文专有名词，我影影绰绰猜到了些端倪，心里越发沉不住气，只觉得自己孤苦伶仃、无人理睬，就是被人劫持也不过就这么惨吧。最后斯万夫人总算走开了。这一天，也不知是吉尔贝特怨我无意间让她没能去跳四人舞呢，还是由于我猜到她在生气，有意比平时冷淡的缘故，她的脸上全然没有了平日的笑容，表情木然而略带愠色，仿佛整个下午都在为我的来访扫了她的兴而叹惜，为身边的人，首先是我，不能懂得她钟情于波士顿舞的深意而从心底里看不起我们。她只是偶尔和我搭个腔，说些天气不好、雨愈下愈大、座钟走得快了之类的话头，冷冷地吐出几个字，便停住不响，留下一片冷场，而我在绝望之余，也执拗得像她一样，听凭这些原本应该献给友谊和幸福的时光悄悄地过去。我俩说的每句话，都显得生硬而无聊，但我却从中感到一种宽慰，因为吉尔贝特想必不会把我想法的委琐和语气的冷漠太当真了。我虽然在说“那天倒好像钟慢了一点”，她却马上知道这意思是：“你可真难弄!”而尽管我别着股劲儿，非要在这阴雨绵绵的下午说些像天气一样无聊的话，可我知道我冷淡的态度并不像我装的那么决绝，把白天愈来愈短的话头说了三遍以后，倘若我再说第四遍，吉尔贝特一定会看出我已经难以抑制，眼看就要泪流满面了。她的这副模样，眼里没有半点笑容，嘴角不再漾起一丝笑意，真让人说不出她那忧郁的眼神和阴沉的脸有多么单调，有多么让人扫兴。这张几乎变丑的脸，此刻犹如海水业已退去的落寞乏味的海滩，亘古不变的地平线匝住那片始终一模一样的反光，让你看得发腻。等了好几个钟头，吉尔贝特的脸色总也不见转晴，我忍不住对她说了她不好。“是你不好。”她回嘴说。“我没不好!”我自问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实在想不出，就去问她。“你当然觉得自己好喽!”她说这话时笑个不停。我无从知道她这么个笑法，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只觉得她的心思难以捉摸，不由得感到很苦恼。这笑声听上去像是说：“不，不，我才不信你的话呢。我知道你爱我，可我不在乎，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我对自己说，笑声毕竟不是一种确切的语言，我说不定没弄明白它的含义。吉尔贝特的语气还是挺亲热的。“我哪里不好？”我问她，“请你告诉我，我一定按你的意思去做。”——“没用，我跟你说也说不明白。”我顿时冒出一个念头，生怕她以为我不爱她，这于我是另一种痛苦，同样揪心，但适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推理。“你要是知道你让我有多伤心，你就会跟我说了。”按说她如果怀疑我对她的爱，我的伤心应该让她高兴才是，可是她却生气了。我明白我想错了，于是下决心不管她说什么，都不再相信她了，所以当她对我说“我真的爱你，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被问罪的人总声称自己的清白早晚有一天会得到证明的，但由于种种隐秘的原因，这个“有一天”不会是人家问他的那一天），我一发狠劲，猝然决定以后不再见她，但先不想跟她说，因为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心爱的人给我们带来的忧伤，也会是苦涩的，有时候我们手头正忙，心思扑在了一件事儿上，或者特别开心（所有这些都和我们所爱的人毫不相干），几乎无暇顾及别的事儿，只是偶尔跑神想一下那心上人，这当口忧伤依然会倏然而至，依然会那么苦涩。而倘若这份忧伤来到之时——有如这次我和吉尔贝特的情形——我们心头正洋溢着和这个人儿在一起的幸福，那么原先那片充满阳光、明媚宁静的天空，会突然间变得阴云密布，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眼看要向我们的心灵袭来，这时我们不免会怀疑自己能否经受得住这场狂风骤雨。回家路上，我被心间刮过的风暴吹得晕头转向，步履踉跄，只觉着非得原路折回，找个随便什么借口回到吉尔贝特身边不可，要不然简直透不过气来。可真要是那样，她一定会说：“瞧他这不又回来了!从今往后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走的时候愈痛苦，回来的时候就愈听话。”但我的思绪还是把我不由分说地往她那儿拽，一路上腿往这边挪，思绪往那边拽，内心罗盘的指针就这么不停地乱转，我随后给吉尔贝特写了几封没送出的信，那些信的前后自相矛盾，也活像乱转的指针。

我面临一个艰难的局面，人生中我们会不止一次地遇到类似的局面，这种时候，尽管我们的性格、气质——我们的气质生成我们的爱情，而且几乎生成我们所爱的人，甚至她们的缺点——并没有改变，态度却每次都会有所不同；态度是随年龄而变的。这样的时候，生活会被一分为二，犹如分置在一架天平两端的秤盘上面。天平的一端，是我们的心气，我们不愿让自己心爱却又没法儿理解的人儿不高兴，也不愿在她们眼里显得太卑微，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对她们稍稍冷落一些，让她们不至于滋生一种我们离不开她们的感觉，不会对我们的热忱感到腻烦。天平的另一端是痛苦——一种并非局限于一处、似乎无处不在的痛苦——这时情况完全不同，只有当我们已经决意不去讨这个女人的欢心，让她相信我们离了她照样能行，然后再去找她的时候，痛苦才能有所缓解。如果从装着高傲的秤盘里稍稍拿掉一点年齿增长自然会磨灭的傲气，往装着忧伤的秤盘里加上一份眼看日渐加剧的后天性病痛，那么二十岁的心气让天平这一头沉下去的情形不会再出现，而另一头则变得沉甸甸的，天平再也打不住，就会像五十岁上那样坠了下去。而且，情况在不断重复的同时，也是在变化的，完全有这种可能，一个人进入中年或老年阶段以后，会萌生一种非常要命的自以为是的心态，把爱情等同于一些习惯，一些在为过多的职责所累、身心不那么自由的年轻时代所没有的习惯。

我在刚给吉尔贝特的一封信中尽情宣泄我的怒气，但也还是安排了几句仿佛不经意间写下的话，她要是有心跟我和好，这几句话就是她的救命稻草；过了不一会儿，风向转了，我写的尽是些充满柔情蜜意的话儿，而且用了“永远不再”之类凄婉的说法，却不料写的人自以为含情脉脉，看的人却全然不放在心上，她要不是认为这是说谎，把“永远不再”读成“如果你真想我，就今儿晚上吧”，就是相信这是真话，是有意告诉她我俩就此一刀两断，而因为彼此已经不再相爱，分手也就无所谓了。可是既然我们在爱的时候和不爱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我们不可能在爱的时候就像后来那样去想事情，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充分地想象一个女人——一个我们即使知道她对我们无动于衷，但为了用一个美好的幻象安慰自己，或者让自己从一种巨大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在梦中仍然执意让她跟相爱时一样说着甜蜜话儿的女人——的精神状态呢？面对心爱的女人所想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我们大概就像早期的物理学家面对种种自然现象（在自然科学创立并能对未知事物做出些许解释之前）那般茫然失措。或者，更糟的情形是像一个脑子里几乎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人，这样的人无法在一个现象和另一个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他看到的万事万物都如梦幻那样不确定。当然，我竭力想摆脱这种漫无头绪的混乱，找出事情的缘由。我甚至尽量想做到“客观”，为此我认真考虑了吉尔贝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我在她心目中乃至她在除我以外的旁人心目中的地位——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落差之大，才不至于把吉尔贝特的和颜悦色当作爱情的表露，把自己可笑可鄙的举止当作应对明眸流盼的殷勤。但是，我又担心自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由于吉尔贝特某次没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由于她一时使性子、发脾气，就以为她对我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我竭力在这两种都有所扭曲的观点之间寻找另一种观点，指望它能让我看清事情本来的面目；为此我冥思苦想了一通，这种思索稍稍减轻了我的痛苦。或许是思索的答案让我知道了该怎么做，或许是我让这些答案反映了自己的意愿，总之我决定第二天去斯万夫妇家。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就好比一个人一直不想去旅行，为此犹豫、苦恼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挨到去了火车站，才拿定主意回家放掉行李，松了一口气。当你犹豫不决时，你每想到一种可能的决定，这个想法（除非你打定主意不做决定，让这想法僵死完事）就会像一颗生意盎然的种子那样滋长，实施这个决定所能引起的种种情感状态，先是呈示一个雏形，而后就会纤毫毕现地展露出来。所以，我对自己说，打算不再和吉尔贝特见面，只不过是一个想法，现在我就像真有其事那样心生苦恼，这岂不是很愚蠢吗？再说，既然我早晚还得回到她身边，那又何苦拿这么些未必付诸行动的愿望、难以真正兑现的承诺来折磨自己呢？

和吉尔贝特重归于好的念头一路上都回旋在我脑际，但一进斯万夫妇家的门，它就戛然中止了。这倒不是因为府上那位挺喜欢我的总管告诉我说吉尔贝特出门去了（当天晚上我从遇见过她的朋友那儿知道，她白天是不在家），而是由于他说这话的口气：“先生，小姐出去了，我敢向先生保证我没说谎。要是先生还想问问清楚，我可以把小姐的贴身女仆叫过来。请先生相信，我当竭尽全力务使先生感到满意，倘若小姐在家，我一定马上把先生领去见她。”这番话在不经意间（其全部意义正在于此）对一通字斟句酌的说辞所要掩饰的事实做了至少是粗略的曝光，证实了在吉尔贝特周围的人眼里我是个爱纠缠的人。所以，总管话音刚落，他的话就激起了我的愤怒，当然我这怒火的对象是总管，而不是吉尔贝特。我对这位女友所能有的全部愤懑，此刻都倾注在了他身上；我的爱情因这番话而摆脱了愤懑，单独存留了下来；而这番话同时也使我明白，我得有一段时间别去看吉尔贝特。她一定会写信向我道歉。可就这样，我还是不能马上就去看她，我得以此来证明，没有她我照样能行。再说，一旦收到她的信，有些事我就不会那么在意，在一段时间里不去见她在我算不上难事，因为我心里很清楚，只要我想见她，我是能去见她的。但要让自己能不很伤感地承受这种有意的小别，我必须感觉到自己的心摆脱了可怕的疑虑，不再为我俩是否会就此绝交，她是不是会订婚、出走或被劫持之类的猜疑担惊受怕。接下来的几天，跟那年元旦我不得不和吉尔贝特分开的一个星期很相似。不过当初那会儿，一方面我明白，那个星期结束以后，吉尔贝特就会回到香榭丽舍公园，我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和她见面，这是我确信的；另一方面我知道，只要元旦假期没结束，去香榭丽舍也没用，但对此我不那么肯定。于是在这个已经远去的忧郁的星期里，我平静地承受着我的忧伤，既不担心，也不期盼。现在却不然，那后一种情感，几乎和担忧一样，使痛苦变得难以忍受。当天晚上没收到吉尔贝特的信，我想她准是疏忽了，她一定很忙，第二天早上会有信来的。我每天心头怦怦直跳地等着邮班，但看到来的信不是吉尔贝特的，或者根本没有信来，我的心就沉了下去。倒还是没有信来好些，看着别人表示的情谊，她的冷漠只会更让我觉得无情。我把希望寄托在下午的邮班上。即便在两个邮班中间，我也不敢外出，生怕她会差人把信送来。天色暗了，眼看邮差也好，斯万家的仆人也好，谁都不会再来了，我又寄希望于下一天的早上，相信到时候一定会有的。就这样，唯其知道自己的痛苦维持不了很久，我只得不断地，不妨这么说吧，不断地更新它。悲伤也许还是那样，但它不同于以往，不再一味延续最初的感情**，而是一日数次地从头开始：频繁的更新使这种**——原本是生理上的、极其短暂的——稳定了下来。于是，前一轮的期待引起的烦恼还没来得及消释，新一轮的期待已然萌生，我每天无时无刻不处于焦虑不安之中——尽管这种状态让我连一个小时也待不下去。这次的痛苦，远比元旦假期的那次难挨得多，因为那一次我在承受痛苦的同时，每时每刻都存着看到它结束的希望。

但我终究接受了这痛苦，我明白它是无可回避的，即便只是为自己的爱情着想，我也得拿定主意远离吉尔贝特，因为我绝不愿意让她对我留下蔑视的印象。从这以后，但凡她约我见面，我总是先答应下来，免得她以为我还在跟她赌气，直到最后才临时写信给她，说我有事去不了，但感到很遗憾，完全像在跟一个关系疏远的朋友说话似的。我觉得，通常用于陌生朋友之间的这种表示歉意的客套话，要比对自己所爱的人故作冷淡的口气，更能让吉尔贝特感受到我的冷漠。这要比告诉她我怎么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种种姿态更能表明我不想见她，而说不定她倒反而要见我了。可惜，这些想法落空了：要想用不见她的办法激将，挑起她要见我的兴头，结果只能是从此失去她；首先是因为，她的兴头萌生之初，我要是想让它保持下去，就不能立即去迎合它。其次，到那时候，最痛苦难忍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只是现在少不了她，我真想提醒她说，过不了多久她再见到我，她所能平息的就是一份早已不再像现在这样折磨我的，减轻到几乎算不得痛苦的地步的痛苦了，而到那时，我也就不会为结束这痛苦而去考虑怎么做出妥协，怎么设法跟她和好、重新相见了。以后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吉尔贝特真的很想见我，我也终于可以向她表明心迹，所有的一切都但说无妨，但到那时，我对她冷了这么久的感情，只怕再也热不起来了；我不会再对吉尔贝特很在乎。这一点我心里明白，可我不能对她说；她会以为我声称久久见不着她，我就会不爱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她让我快点回到她身边。眼下，我之所以能坦然处之，不以分离为苦，是因为（意在让她明白，我虽然嘴上不是这么说，可是我不去见她既不是有事脱不开身，也不是身体不好，我就是不想见她）我总是趁事先知道吉尔贝特不在家，和女友外出不回家吃饭的机会，去看斯万夫人（对我来说她又是当初的那个斯万夫人了，那时候我难得能见到她的女儿，而吉尔贝特不去香榭丽舍公园的那些日子里，我就会到刺槐林荫道去散步）。这样，我就能听人说起吉尔贝特，也能确信她随后会听人说起我，而且从中知晓我对她并不在意。我和所有心灵受着折磨的人一样，觉得自己的处境还不是最悲惨的。因为我毕竟还可以随意出入吉尔贝特住的屋子，我总对自己说，虽然我打定主意尽量不采取这么断然的做法，但倘若这痛苦真的让我忍无可忍了，我随时可以终止这痛苦。诚然我天天都感到不幸，但也仅此而已。就这样说也还过分了些。吉尔贝特总有一天会给我寄来，甚至说不定亲自带来的那封信，我有哪一天不是一个钟头要对自己念上好几遍的呢!想象的幸福时时浮现在眼前，真实的幸福纵使毁了，我也觉得能够忍受。对于我们所爱的女人，犹如对于失踪者，即使知道一切都已无望，我们还是会等待下去。人可以悬着心、竖着耳朵生活；儿子出海探险，做母亲的早已得知儿子遇难的噩耗，依旧时时刻刻盼着他奇迹般地生还，毫发无损地回转家园。这种等待，按记忆强弱和官能退化的不同程度，或者让母亲在多年以后接受儿子已经不在的事实，渐渐忘却死者，自己再活下去——或者让她死去。再则，想到我的忧伤于爱情有益，我也就感到了些许安慰。每次都在见不到吉尔贝特的时候去拜访斯万夫人，让我很难受，但我觉得吉尔贝特对我的看法因此有所改变。

我每次去拜访斯万夫人，都要先弄清楚她女儿是否真的不在家，这是因为我决意不和她见面，但或许也因为我还心存希望，重归于好的希望遮掩了弃她不顾的意愿（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一切都不是绝对，至少不是始终绝对的，因为内心活动遵循的规律之一，就是间断性，纷至沓来的回忆正证实了这一点），我也就看不出这意愿有多绝情了。这个希望，我知道其实是空想。可我好比一个穷人，要是在啃粗硬的面包时对自己说，待会儿说不定会有个陌生人来把家产倾囊相赠，就不会伤心得涕泪涟涟了。我们要让现实变得可以接受，脑子里总得有些小小的荒唐念头才行。所以，只要不碰到吉尔贝特，我的希望就会安然无恙——跟她分开的初衷亦然如愿以偿。而倘若在她母亲家面对面地遇见她，我俩就没准会说出一些事后无可挽回的话，弄到关系决裂、希望破灭的地步，而这些话在让我生出新的烦恼的同时，又会唤醒我的爱情，使我难以抑制心中的**。

很久以前，早在我和她女儿还没不和的时候，斯万夫人就对我说过：“您来看吉尔贝特当然好，可我也希望您有时候来看看我，最好别在我的舒弗勒里日[142]来，人太多，您会烦的，挑别的时候吧，下午稍晚些我都在家。”因此，我去看她不妨说是在事隔很久以后应她之请前去践约。往往时间已经很晚，天色暗了下来，我父母都快要吃晚饭了，我才出门去看斯万夫人，我知道在那儿不会遇到吉尔贝特，可我一心想着的还是她。这个街区在巴黎算是有些偏远的，那时的巴黎不如现在明亮，即使在市中心，不仅路上没有电灯，屋里也很少有人点灯。坐落在底层或低矮的中二层的一间客厅（斯万夫人通常就在这儿接待客人）透出的灯光，足以照亮街道，让行人驻足观望，将它的明亮和停在门前的那几辆鞍辔华美的马车联系起来，暗自琢磨这背后是否有什么隐情。行人看见有辆马车驶动，便颇有几分激动地以为这一神秘的因由陡然起了变化；殊不知那只是车夫怕辕马冻着，让它们遛个弯儿。车轮箍了橡胶，行进时悄没声儿，嗒嗒的马蹄声格外显得清脆而疏朗。

那些年走在街上，只要路旁的宅子筑得不太高，通常总能瞧见宅子里的室内花园，而这种花棚如今只有在斯达尔[143]新年礼品丛书的照相版图片上才得一见了。与时下路易十六式客厅少用鲜花——一只细颈水晶玻璃瓶里就那么一支玫瑰或鸢尾，再多一支也插不进——的装饰风格相比，那时候客厅里花花草草的琳琅满目，以及布局上的全无章法，似乎都让人感受到女主人醉心于生意盎然的花卉，而对了无生气的装饰并不怎么热衷。这种花棚还让人想起当年那些宅邸里可以搬动的盆栽，元旦那天，盆景被放置在灯下——孩子们等不及天亮了——周围堆满着新年礼物，但盆栽是其中最美的，这些可以侍弄的花卉，给萧索的冬日带来了蓬勃的生机。这些室内花园，比盆栽更像我在一本漂亮的书上看到的花坛，在那本也是新年礼品的图画书里，紧挨着盆栽的另一个花坛，虽说不是给孩子们，而是给书中的主人公莉莉小姐的，但是孩子们看得心醉神迷，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在步入老境之际，仍把那些幸福岁月的冬天想成最美的季节。室内花园里栽着品种不一的乔木状植物，从街上看过去，亮着灯的窗户犹如画中或真实的儿童花房的玻璃幕壁。路上的行人踮起脚，通常能瞧见花园深处站着一个身穿常礼服的男子，纽孔里插一朵栀子花或康乃馨，他面前坐着一个女子，身影都有些朦胧，犹如一座黄玉凹雕里的两个人形，客厅里俄式茶炊——那年头时尚的进口货——飘着香，这种茶雾也许至今仍在飘散，但大家已经习焉不察，视而不见了。斯万夫人很看重下午茶，觉得对一个男人说“您晚点来总能见到我，来喝下午茶吧”既有新意，又显得可爱，所以她带着英国口音说这话的时候，总伴着优雅而温柔的微笑，听这话的男子则敛容正色，欠身致意，仿佛这话不同凡响又大有深意，令人肃然起敬而不敢怠慢。斯万夫人客厅里的花儿不仅仅有装饰性，其中原因上面说到了，但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一个并不涉及时代，只与奥黛特以前的生活有关的原因。一个名声在外的交际花（一如当初的奥黛特）大部分时间是和情人在一起，也就是在自己家里过的，因此她得精心为自己打造一种生活。我们在一个品行端方的女子家中看到的、在她心目中确实也可能有其重要性的那些物件，往往正是一个交际花看得更重的东西。一天中最辉煌的时刻，不在她为众多的仰慕者着装打扮之时，而在她为了某一个他宽衣解带的瞬间。对她而言，身穿便袍、睡衣应当和身着盛装一般优雅。别的女人戴着首饰还生怕人家看不见，她却独自伴着名贵的珠宝怡然自得。这样的生活方式，要求一种不为人知的，也就是说一种近乎漫不经心的奢侈，久而久之，这种奢侈就成了鉴赏口味。

斯万夫人的奢侈延及花卉。她座椅旁的那只大玻璃盆里，随时都有一大捧帕尔马紫罗兰或雏菊——摘下的花瓣撒落在水面上[144]，这些花儿仿佛在向来访者证明，女主人刚才正有事来着，可惜被外客打断了。她做的是她爱做的事儿，有点像独自喝杯茶散散心，但唯其更私密、更神秘，贸然进屋的客人瞧见她身旁的花儿，会不由得道声歉，一如无意间瞅见桌上摊着的一本书，看到了书名，知道了奥黛特这会儿在看什么书，因而说不定也就知道了她正在想些什么。而且花儿不同于书，它是有生命的；某人来看斯万夫人，瞧见屋里不是她一个人，或者陪她一起回来，发现客厅不是空着的，那些花儿令人迷惑地占着一席之地，与人所不知的女主人的那部分生活息息相关，这时候，他会感到不自在。这些并非奥黛特为来客准备，而是被她忘在那儿似的花儿，曾经而且还将和她互诉衷肠，外人不好意思打扰这谈话，可是心痒痒的，想知晓其中的秘密，不由得望着堇色如洇、水灵妖冶的帕尔马紫罗兰出神。十月底以后，奥黛特尽可能按时回家喝茶——当时还叫fiveo'clocktea[145]，因为她听说（而且喜欢告诉人家）维尔迪兰夫人家之所以成了沙龙，就是大家知道到时候准能在那儿碰到她的缘故。奥黛特觉得自己现在有了个沙龙，一点不走样，气氛却更自由，用她的话说，senzarigore[146]。就这样，她自比莱碧纳丝[147]，自信已经另立门户创立沙龙，从迪黛芳侯爵夫人那儿夺来了一伙最讨人喜欢的男士，尤其是斯万。有一种传闻，说斯万在奥黛特脱离维尔迪兰夫人沙龙，决意退让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追随着她，奥黛特成功地让周围那些对过去情况一无所知的新来者相信了这一传闻，但她自己当然知道并不真是那么回事。有的角色，我们就是喜欢，在人前反复扮演不说，私下也时时拿来比况，结果很容易对一些虚拟的场景信以为真，而将几近忘却的真实情况置之脑后。斯万夫人全天不出门的日子，穿一件双绉的晨衣，有如初雪那般洁白，有时也穿薄纱的褶皱筒裙，乍一看全身都是粉红、白色的花瓣。放在今天，有人会觉得这身打扮跟冬天不协调，其实并非如此。这些质地轻盈、色彩柔和的衣料，赋予女人——须知在那个时代，门帘挂得密不透风的沙龙本已非常闷热，何况座椅又时行衬厚厚的垫料，在当时出入沙龙的小说家笔下，“软垫又饱满，又软和”才坐着舒服——与她身旁玫瑰一般无二的怯冷娇态，虽说是冬天，这些玫瑰依然和春天里一样，**着淡红色的身体。与如今不同的是，地毯吸去了脚步声，女主人又隐坐在角落里，所以她没有注意到你进客厅，你几乎已经走到她跟前了，她仍然在看书，这就平添了几分浪漫的气氛和一种悄悄地给人惊喜的情趣，我们今天回想起斯万夫人身穿的长裙时，还能感受到这种气氛和情趣。斯万夫人的长裙，在当时已经并不时兴，也许别人都早已不穿了，看到这种长裙，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某部小说的女主人公，这是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在亨利·格雷维的小说中见过这样的长裙。现在奥黛特的客厅里在初冬时分也有色彩缤纷的大朵**，跟斯万当初来的时候大不一样了。我赞赏这些**——当我神情忧郁地来到斯万夫人府上时（吉尔贝特的这位母亲，会在第二天对女儿说：“你的朋友来看过我。”也许是我的满面愁容让她动了恻隐之心，她的神态中有一种神秘的诗意）——想必是由于这些**以路易十五式缎面扶手椅般的粉红、双绉晨衣般的雪白、俄式茶炊般的铜红，为客厅增添了一层装饰，它和客厅原有的装饰相比，色泽同样丰富、同样雅致，却自有一种只持续几天的生机。而让我感动的是，与十一月临近黄昏时分在薄雾中显得绚丽无比的夕阳，与这些玫瑰和铜红色相比，**的色泽并非那么转瞬即逝，它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说更长一些。我还没踏进斯万夫人家门时，瞥见夕阳的余晖在天际渐渐暗淡下去，随后却只见它们延伸过去，融入**浓艳似火的色彩之中。这些**，犹如一位水彩画大师从瞬息万变的大气和阳光中汲取的装饰居所的明亮色彩，在我身旁闪耀着亲切而神秘的欢乐的光辉，邀我抛却心中的忧愁，趁这午茶时刻尽情地享受初冬短暂的欢乐。可惜的是，我从客厅里听到的谈话中是感受不到这种光辉的，它跟这些谈话毫无相像之处。纵然是对戈达尔夫人，即便时间已经不早了，斯万夫人还是会柔声说：“啊不，还早呢，别看这钟，还没到点呢，这钟不准。您有什么事要急着走呀？”说着又把一块小甜饼递给手里拿着名片匣的教授夫人。

“我们跟府上可有点难舍难分哟!”蓬当夫人对斯万夫人说。戈达尔夫人惊喜地发现这正说出了她的感受，大声说：“区区不才，心里也常常这么想!”这话赢来骑师俱乐部男士们的一片赞同声。当这位并不可爱的布尔乔亚小女人进入客厅，斯万夫人把她介绍给这些男士的时候，他们忙不迭地跟她打招呼，仿佛不胜荣幸之至似的。而戈达尔夫人面对奥黛特这些风头正健的朋友，表现得非常谨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矜持——她就喜欢把最简单的事情也说得文绉绉的。“您瞧瞧，一连三个星期三您都没来哟!”斯万夫人对她说。“可不是，奥黛特，我们可真是阔别很久啦，我得给您赔礼。不过，您也知道，”戈达尔夫人的神情变得很羞涩，话也说得含糊起来（她虽然是医生夫人，说起风湿病或肾绞痛之类的毛病，还是不敢直呼病名），“这一阵我有点小麻烦。这种事谁也免不了。我们家的男仆出了点问题。其实我并不比别的主妇更挑剔，但我不能让仆人学坏样，就把那个膳食总管给辞了，再说他看来是想找一个报酬更高的位置呢。不料他这一走，差点儿引发了一场辞职风波。连我的贴身女仆也说要走，事情真的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我总算稳住了局面，这个教训真叫我获益匪浅哪。您瞧我，尽说些仆人的事情来烦您，可您知道，要实施一项人事改组措施，真是伤脑筋透了。怎么没见您那位漂亮女儿呢？”她问道。——“哦，我的漂亮女儿在一位女友家里吃饭呢，”斯万夫人回答，随即转身对我说，“我想她是给您写过封信，让您明天来看她吧。”“您的宝宝怎么样啦？”她又向教授夫人问道。

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斯万夫人的话向我表明，我只要想见吉尔贝特，就可以来见她。而我到斯万夫人府上来，不就是为了寻求这份慰藉？上这儿来，成了这段时间里必做的功课，不就是因为我时时在期盼这份慰藉吗？“不，我不来，今晚我会给她写信的。再说，吉尔贝特和我也不可能再见面了。”我说后面那句话的口气，仿佛我俩的分手有一个神秘的原因似的，这就让我还能留有爱情的憧憬，而且这一憧憬只要凭我说起吉尔贝特时，或者她说起我时的温柔口吻，就可以维系下去。“您知道，她非常爱您呢。明儿您真的不来吗？”斯万夫人对我说。一阵喜悦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暗自对自己说：“为什么不来？是她母亲在请我呢!”可是很快我又变得心绪黯然了。我怕吉尔贝特见了我，会以为最近我的冷淡是在故作姿态。与其这样，还不如别见面呢。

这时，只听得蓬当夫人在抱怨政治家的太太有多烦人，那些女人在她眼里全都既可厌又可笑，遗憾的是丈夫的职位让她没法儿不和她们打交道。“可您，居然可以一口气接待五十个医生夫人，”她对戈达尔夫人说，这一位跟蓬当夫人不同，她觉得人人都很可爱，只想事事都做得中规中矩，“啊，您真是个圣人!当然啰，在部里我也只能耐着性子。可你们知道，那些官太太真叫人受不了，我简直忍不住要朝她们吐舌头。我的外甥女阿尔贝蒂娜跟我是一个样。你们还不知道这小丫头有多厉害呢。上星期我的接待日那天，财政部副国务秘书的夫人说她对烹调一窍不通。我那外甥女却露出甜甜的笑脸冲她说：‘可是，夫人，您应该知道烹调是怎么回事，因为令尊大人在餐馆里学过手艺。’”

“哦!这故事我爱听，真是妙极了。”斯万夫人说。她随即对戈达尔夫人说：“至少在您丈夫出诊的那些天里，您该有个舒心的窝儿，有花有书，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做伴。”

“就这样，她老实不客气，把话甩了过去。这个小家伙，事先连我也没说一声，精怪得像个猴儿。瞧您多好，能克制得住自己。我挺羡慕你们，能把心里的想法掩饰得严严实实。”

“我并不需要这样，夫人，我这人生性随和，”戈达尔夫人轻轻地说，随即略为抬高了嗓音，“首先，我没有您这样的地位，”每当她要在谈话中塞进一些巧妙的恭维，不着痕迹地献点小殷勤，来取得对方的好感，助丈夫一臂之力的时候，她都会用这种嗓音，“再说，只要是对教授有好处的事情，我都乐意去做。”

“可是夫人，那也得做得到呀。您大概不是个神经质的人。可我，一看见国防大臣夫人的怪模样，就忍不住要学她的样。我这脾气真是糟糕透了。”

“噢!对，”戈达尔夫人说，“听说她的脸经常会抽搐。我丈夫也认识一位高层人士，当然，这些先生私下谈论的时候……”

“瞧，夫人，再说那位驼背的礼宾司司长吧，每回见到不出五分钟，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的背。我丈夫说我会叫他丢了差事的。噢!让他的部见鬼去吧!对，让他的部见鬼去!我真想把这句话印在信签上。我这么说，您一定觉得刺耳了吧，您太善良了。我承认，我喜欢弄点小小的恶作剧。要不然生活就太乏味啰。”

她不停地谈论丈夫的那个部，仿佛那儿曾是众神聚集的奥林匹斯山似的。斯万夫人想换个话题，转身对戈达尔夫人说：

“您的裙子看上去挺漂亮。在雷德芬[148]做的？”

“不是，您知道，我是认定罗德尼茨[149]的。再说这是改的。”

“是吗？挺别致的!”

“您猜猜我花了多少……不，头一个数字就不对。”

“怎么，这么便宜，简直就是白送嘛。我听人家说的价钱要比这贵三倍呢。”

“历史就是这么写出来的[150]。”医生夫人总结说。她又指指斯万夫人送她的围巾说：

“瞧，奥黛特。您还认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