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怕。”拉莫尔说。
“这很正常。”恩加伊脱下外套,掛在椅背上,
“他们被法国人压了那么多年,才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又冒出个萨莱。换谁不害怕?”
“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让他们亲眼看见——萨莱不是打不死的妖怪,是人。”
“等打完了,日子还是好日子,甚至更好。到那时候,他们就不怕了。”
拉莫尔望著恩加伊,忽然说:“你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只会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现在你跑到村子里去,跟老百姓蹲在地上抓泥土。”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拉莫尔一愣。“我什么时候教过你?”
“1923年,你从柏林回来。
你说韦格纳同志教了你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你说,一个干部如果连群眾家里几口人、地里种什么庄稼都不知道,他就不配当干部。”
“我当时觉得你在说大话。现在我才明白——你说的是实话。”
恩加伊沉默了很久。
“拉莫尔同志,明天还有几个村子要走。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呢?”
“我再坐一会儿。”
拉莫尔没有再问,推门出去了。
恩加伊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著那份手绘的区域地图。红色铅笔標註的进攻路线从班吉向外延伸。
他想起那个老人——想起他那双布满裂纹的手。
几十年在橡胶园里割胶,几十年在烈日下弯腰,几十年被鞭子抽、被呵斥、被当做会说话的工具。
他们活过来了。
他们没有等到解放的那一天吗?
等到了。
可萨莱来了。萨莱要把这一切夺走。
恩加伊拿起笔,在地图下方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这是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民。谁也別想夺走。”
窗外,乌班吉河静静流淌。水面上的星光,像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注视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