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同志说要搞產业升级,我们这算造什么的?
算『创造型还是『谋生型?”
问话的是个年轻车工,去年刚从技校毕业。
车间主任答得很快:
“我们厂造的是精密工具机。精密工具机是什么?是造机器的机器。没有我们,別的厂拿什么造拖拉机、造汽车、造飞机?
你说这是创造型还是谋生型?”
年轻车工挠挠头。“那倒也是。”
车间主任话锋一转。
“但韦格纳同志说,要创造更多的『创造型岗位。意思是我们不能光满足於造普通工具机,得往高端走,这是未来的方向。
德国要走在世界前面,不能光靠產量,要靠技术。
我们的工程师有这本事,我们的工人也有这手艺。
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学、愿不愿意去钻研。
去年厂里办了几期技术培训班,报名的人不少。
今年还要办,我希望在座的都能去听听。”
人群里有人嘀咕:
“学那个有什么用?又不涨工资。”
车间主任没听清是谁说的,但他的回答像是提前准备好的:
“涨不涨工资,不是你现在该想的。你现在该想的是——十年后,你的技术还能不能跟上未来的生產条件。
普通工具机的订单已经在减少了,明年还要减。
不是厂里不努力,是市场需求变了。”
车间里安静下来。
弗里尔端著搪瓷杯默默退出人群,走向自己的工位。
他想起维斯那晚在疗养院食堂说的话——
“我们农民和你们工人不一样。你们工厂说转產就转產,我们农庄说改种什么,得等一季。”
这话不全对。工人转岗也不容易,学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於重新当一回学徒。
但他並不反对——在西班牙那场战爭中活下来以后,他对“改变”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
改变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不改变一定等不来好日子。
中午,厂区食堂里的长桌上,弗里尔和几个工友坐在一起。
话题还是早上的那个。
高级钳工瓦尔特首先开口,他资格老,技术好,说话直来直去。
“韦格纳同志说的產业升级,我不反对。
但有一点我想不通——我们厂的精密工具机的配套產业为什么跟不上。
一个精密轴承,要从三个不同的厂调货;
我们下面的厂子是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效率能高吗?”
车间副主任放下筷子,
“你提的这个问题,韦格纳同志也考虑过了。
所以才要搞经济互助圈的產业分工——德国专攻高端製造,苏联专攻能源原材料,法国专攻化工轻工……各有所长,互相配套。
我们的精密工具机配上苏联的特种钢材、法国的电子元件,成本能降下来,质量能提上去。”
老瓦尔特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道理我懂。但我就怕——怕这么一搞,我们自己的配套產业就没人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