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柏林回来之前和克朗茨同志面谈过一次,他说,只要我们开口,他们就来。”
范德林登皱起眉头。
“费恩同志,你確定要这样做?请外国军队来?荷兰人会怎么看?”
费恩看著他。
“范德林登同志,你记得一九一八年吗?”
范德林登愣了一下。
费恩说:
“一九一八年,德国人革命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也想靠我们自己建立起一个新的荷兰。
可结果呢?政府调来军队,把我们的同志抓的抓,杀的杀。特鲁尔斯特拉同志和我,像狗一样逃到德国。”
“十四年了。我不想再空等十四年了。”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担心。担心荷兰人会说我们是德国人的傀儡。担心革命会变成占领。担心我们贏了,也只是换一个主人。”
他看著每一个人。
“但你们想想,西班牙人当初也担心。波罗的海的人也担心。结果呢?德国人打完就走了。西班牙现在是西班牙人的西班牙,波罗的海是波罗的海人的波罗的海。除了各国来帮扶援助的同志们就没有留下一兵一卒。”
“因为他们知道,革命不是靠枪桿子能输出的。革命要靠自己。他们只是来帮我们。帮我们打贏第一仗。后面的路,还是得由我们自己走。”
一个年轻工人第一个站起来。
“费恩同志,我同意。”
他看著范德林登。
“范德林登同志,您说的对。我们的力量很弱。但正因为弱,才需要帮助。西班牙的同志当初也弱。波罗的海的同志也弱。他们有了帮助,就强了。”
范德林登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
“费恩同志,电报发了吗?”
费恩说:“还没有。我要等你们的意见。”
范德林登站起身。
“发吧。”
他伸出手。
“费恩同志,我们一起干。”
费恩握住他的手。
会议室里,几十个人都站了起来。
“发吧!”
“让德国同志来!”
“把荷兰从资本家手里夺回来!”
费恩看著那些激动的脸,看著那些握紧的拳头。
他想起十四年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他也见过这样的脸,这样的拳头。那时候他们失败了。这一次,不会了。
远处,阿姆斯特丹的教堂钟声正在敲响。那是圣尼古拉斯教堂的钟,三百年来,它一直在敲。为国王敲过,为商人敲过,为每一个统治过这座城市的人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