羈押所体检报告显示他有严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压,即使判了死刑,走完上诉程序也未必能活到执行。”
施密特平静地说,“更重要的是,活著的男爵比死了的男爵更有价值。”
“怎么说?”
“他在旧奥地利贵族圈子里人脉很深,过去二十年结识的遗老遗少遍布德语区。
这些人在1918年革命后失去特权,大部分蛰伏,少部分像他一样转入地下活动。
我们对这个网络的掌握还很有限。
一个活著的冯·艾兴多夫,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突破口。”
韦格纳沉默片刻。
“他会开口吗?”
“那就要相信办案同志们的智慧了不是吗?”
施密特笑著说,韦格纳则把话题收回来。
“林茨案基本清晰了。
老男爵是总根,长子是体制內腐败节点,幼子是武装执行层,义大利人是外部技术支援,慕尼黑和维也纳的保皇党人是资金和人脉网络的上游。
这像一个剖面,把旧势力在新政权下的生存形態完整地切开了。”
他停顿。
“问题是,这样的剖面,全国还有多少个?”
施密特没有回答。他从膝头的文件夹里抽出第二份材料,放在桌上。
这份比第一份更厚。封面上没有標题,只有一个编號:gz-1929-07。
韦格纳打开。
第一页是一张统计表。表格里是1927年以来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在全国范围內查处的“具有旧政权背景之职务犯罪案件”数据。
数字很详细:涉案人数、职级分布、地域分布、罪名分类、量刑结果。
韦格纳没有看数字。他看的是表格最下面一行。
那是一行空白。空白的上面写著:“待系统排查之潜在风险岗位预估”。
施密特的声音在对面响起,一如既往地平稳。
“林茨案给我们提了个醒。1923年德奥合併时留用的旧行政人员,目前仍有相当数量在原奥地利地区各级机关任职。
他们的政治审查在合併初期进行过一次,但那次审查主要针对显性的保皇党身份、反党嫌疑、战爭罪行——对於隱性腐蚀的筛查能力有限。”
他顿了顿。
“过去六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通过业务能力、资歷积累、人际关係网络逐步晋升,有的已经进入处级、局级领导岗位。
冯·艾兴多夫处长是其中一个剖面。他不是唯一的。”
韦格纳把那份统计表翻到最后一页。
“待系统排查之潜在风险岗位预估”。
他抬起头。
“你估算有多少?”
施密特报出一个数字。
韦格纳沉默了几秒。这个数字比他预期的略高,但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內。
“这次大会结束之后,”韦格纳说,“我需要一次全国范围的党员队伍摸底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