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刚才说,1923年你第一次替父亲办事。到今年七月,六年了。”
海涅曼背对著克劳斯,
“六年里,你难道一次也没有想过,可以不做你父亲的这双黑手套s吗?”
克劳斯沉默了很久。
“想过。1927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在纺织厂做工,不知道我是谁,以为我只是个普通职员。
我们约会过六次。第六次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走到她楼下,她突然问我:
克劳斯,你每天晚上都在忙些什么?”
“我想告诉她实话。想告诉她我在做什么,我父亲是什么人,那辆戴姆勒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问她,如果我一无所有、满手脏污,她还愿不愿意见我。”
“你说了吗?”
“没有。那天之后我再没去找过她。”
“为什么?”
克劳斯抬起头望著天花板。
他的嘴角扯动了一下,
“因为我发现,”他说,“我已经不会过那种乾净的日子了。”
审讯室的门打开了。走廊的灯光涌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明晃晃的光带。
海涅曼走出门外,对候在走廊里的记录员说:
“供述完整,整理成文字,让他签字画押。完成后立即报柏林。”
“是。”
他走出几步,又停下。
“那个纺织厂女工,”他背对著门,声音很低,
“1927年秋天,南城第三纺织厂。去查一查她的名字。”
海涅曼顿了几秒,挥了挥手。
记录员没有追问。他转身推门进入审讯室,手里捧著一叠空白的笔录纸。
海涅曼独自穿过长长的走廊,他站在窗前点燃另一支烟,望著窗外林茨渐次甦醒的街巷。
麵包铺的学徒正卸下门板,电车叮噹作响地驶过湿漉漉的铁轨,一个穿工装的男人骑著自行车从窗前一闪而过,车筐里装著从合作社买的新鲜马铃薯。
这就是人民想要的日子。他想。
乾净、平凡、可以预见明天的日子。
克劳斯·冯·艾兴多夫从没活在这种日子里。他既不属於旧时代的余暉,也从未真正踏入新时代的门槛。
他是被悬置在歷史夹缝里的人,从那条缝里望出去,世界永远扭曲、冰冷、不可信任。
海涅曼没有怜悯他,这样的人也不值得他怜悯,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物理和精神上同时消灭掉。
香菸燃尽。他把菸蒂按灭在窗台自带的铸铁菸灰缸里,转身走向指挥部。
还有三名在逃外籍涉案人员需要追捕。韦格纳主席的七十二小时,还剩十二小时四十六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