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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1章 一个老兵的故事（第2页）

我们走到共和国广场附近……”他停顿了很久，

“警察来了。

骑著马，拿著警棍和盾牌，像对付敌人一样衝过来的。”

“我亲眼看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没了双腿的老伙计，举著他仅剩的荣誉勋章，想对警官说话……被一警棍连人带轮椅打翻在地。马匹从他的践踏过去了……他们甚至都懒得看我们一眼。”

“警棍，水龙，还有……枪，有什么他们就用什么。”勒费弗尔闭上眼，

“我旁边一个来自南特的小伙子，才二十出头，没上过战场，肚子上挨了一下，血怎么也止不住……他倒在我怀里，眼神那么迷茫……，他就那么死了，死在巴黎的街道上，死在他以为保护他的共和国警察手里。”

“那之后，我明白了。这个共和国，它的议会、它的法律、它的警察，保护的不是我们这些流血的、干活的人。

它保护的是银行，是工厂主，是那些让我们去送死、然后在我们残废失业时一脚踢开的体面人。我们的血，只是他们帐簿上一笔划掉的成本；我们的命，还不如证券交易所里一个跳动的数字。”

“我像野狗一样在巴黎游荡，带著伤，带著恨，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然后，我在塞纳河左岸的旧书摊上，花最后的钱，买到了一本皱巴巴、被禁的小册子。

是从德国翻译过来的，作者叫卡尔·韦格纳。

书名叫《谁该为战爭负责？以及劳动者如何真正拥有未来》。”

勒费弗尔的语气发生了变化，带上了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

“那本书里没有空话。它拆解了战爭是怎么发生的——不是因为我们和德国工人有什么仇，而是因为两边的资本家、皇帝、將军们需要爭夺市场、资源和殖民地。

它说，我们士兵在战壕里互相廝杀，不过是替那些从不露面的人当炮灰。

它说，真正的敌人不在对面战壕，而在我们身后的宫殿、银行和议会里。”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清晰地指出了一条路：

劳动者必须自己组织起来，不是祈求，而是夺取——夺取生產工具，夺取政权，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自己管理、没有剥削和压迫、也没有愚蠢战爭的新社会。

它讲了德国那边的工人是怎么做的，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们正在建设。

那本书里的道理，像闪电一样劈开了我脑子里所有的疑问。

我突然明白了，我过去的痛苦、战友的死、街头的鲜血，都不是偶然的倒霉，而是一个系统性的谋杀。

而打破这个系统，不仅是报仇，更是为所有和我一样的人，为將来不再有孩子经歷战壕和街头屠杀，找到的唯一出路。”

“我带著那本小册子，找到了本地的工会，后来接触了法共的同志。

一开始，我也警惕，但他们的同志跟我一样是工人，是退伍兵，他们理解我的伤疤和愤怒，但他们不只有愤怒，他们有组织，有学习，有行动计划。

他们教我学理论，分析社会。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阶级的一员，这个阶级遍及全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战壕对面的德国工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资本主义。

我开始参加活动，从散发传单到组织罢工，从学习到在集会上发言。这道疤，”他摸了摸脸上的伤痕，

“不再是耻辱或痛苦的记號，它成了我的勋章——旧世界罪恶的活证据，和为新世界战斗的宣言。”

亨利站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