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还派出300名党务教育专家,帮助在意建立三级党校网络:
米兰的中央党校,培训省部级干部,学制六个月,大区党校(都灵、热那亚、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斯),培训县级干部,学制四个月,地方党校(20个工业城市)培训基层干部,学制两个月。
经济管理方面,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派出150人团队,帮助建立北方政权的计划经济框架。重点领域集中在能源、交通和冶金方面。
苏联则在重工业,军工基础,安全机构等方面加大了对意援助。
罗马,奎里纳莱宫。
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看著北方日新月异的发展暗自皱眉。
“他们想用麵包收买我们的人民。”
他喃喃道。
巴多格里奥元帅站在一旁:
“陛下,更危险的是思想。
我们的情报显示,北方电台的广播在南方的收听率越来越高。他们在讲土地改革、工人权利、免费医疗……而我们……”
他顿了顿,
“我们还在和地主谈判减租,和资本家协商工时。”
南方政权在《洛桑协定》后陷入了尷尬境地:
经济上,失去了北方工业区,南方本就薄弱的工业更显凋敝,政治上,王室威信因与法西斯媾和而受损,资產阶级政府缺乏民眾基础,军事上,军队士气低落,士兵们听说北方的战友分到了土地,开始出现逃亡。
齐亚诺伯爵——这位政变后未被追究、反而在新政府担任外交部长的前法西斯高层——提出了一个危险的建议:
“也许……我们应该引入更多外国资本,特別是英美资本,对抗北方的影响力。用资本主义的繁荣,对抗社会主义的承诺。”
米兰,葛兰西在病床上审阅著第一个季度的经济报告。
北意的工业產值恢復到战前85%,失业率从28%降至9%,婴儿死亡率下降30%。
他咳嗽著,对陶里亚蒂说:
“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
它能在义大利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现在……我们要让它长得足够强壮,让南方的同胞看到,除了贫穷、压迫和外国支配,还有另一条路可走。”
窗外,米兰的春天来了。第一辆“菲亚特500人民型”原型车驶过街头,孩子们第一次走进免费的新学校,老工人在诊所配到了曾经买不起的药物。
而更南方的罗马,暮色中的教廷敲响了钟声。
那钟声仿佛在问:义大利的未来,究竟属於北方红色的黎明,还是南方旧世界的黄昏?
答案,藏在每一个普通义大利人的选择里,藏在1927年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