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最终形成决议:
立即成立“义大利解放区援助工作组”,由施密特任组长,卢森堡、台尔曼任副组长。
按“行政技术、文教宣传、政法骨干”三组模式,在七日內完成三百人选拔和培训。
台尔曼的內务部负责制定详细安保和纪律实施细则。
外交部同步准备国际宣传口径,强调这是“无產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行为”。
所有派出人员薪资由德国政府承担,不得增加解放区財政负担。
散会时,已是午后一点。
委员们陆续离开,韦格纳独自站在窗前,看著柏林午后的街景。
韦格纳想起了自己刚穿越到这个时代时的困惑——那时他满脑子都是如何“复製”一场成功的革命。
但八年来,韦格纳越来越明白:
革命从来不是复製,而是创造。德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乃至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经验,都只是参考,而不是蓝图。
真正的国际主义,不是把自家的革命经验强塞给邻居,而是帮邻居找到最適合他家的革命根本和基础。
甚至有时候,还要向邻居学习他独有的智慧。
秘书轻声敲门进来:
“主席,午餐送来了。另外……列寧同志的医生来电,说伊里奇同志想和您聊聊义大利局势。”
韦格纳转身:
“告诉医生,我下午三点过去。另外,让食堂加做一份列寧同誌喜欢的红菜汤,我一起带过去。”
窗外,柏林秋日的阳光正好。而在南方,一场由钢铁、理想和无数普通人渴望共同铸就的变革,正按照它应有的节奏,向前推进。
当韦格纳提著保温食盒走进疗养院时,护士长迎了上来。
“主席同志,伊里奇同志正在会客,是莫斯科来的同志,今天上午到的。”
韦格纳脚步微顿:
“是史达林同志吧?”
“是的,主席同志。”
韦格纳点点头,走向列寧同志的臥室。
“……所以特维尔省的情况就是这样。”
史达林的声音低沉,
“地方干部要么强行徵收激化矛盾,要么瞒报数字討好群眾。
这不是工作方法问题,是政治忠诚问题。”
列寧轻轻咳嗽了一声:
“约瑟夫,不要轻易把工作失误上升为政治问题。农民有情绪,说明我们的政策需要调整,不能总靠枪桿子……”
“但软弱会助长富农的气焰。”
史达林坚持道,
“我建议从格別乌抽调干部组成特別巡视组,对那些明显消极执行政策的省委进行改组。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韦格纳敲了敲虚掩著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