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展示了一组数字:
“根据我方统计,德国与苏联经济的互补性高达百分之七十三。具体而言:德国需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特別是石油、木材、有色金属和粮食;苏联需要工业製成品——工具机、化工设备、精密仪器和成套工厂设备。”
博古斯拉夫斯基补充:
“更重要的是技术標准协同。德国的工业標准要和苏联的统一起来,如果没有统一標准,將是极大的资源浪费。”
“所以我们提议,”
希法亭翻开方案书,
“第一,签订为期五年的《长期贸易与支付协定》,確定基础商品的年度交换额度与价格浮动机制;
第二,成立『德苏工业標准化联合委员会,先从铁路轨距、电压標准、螺纹规格等基础领域开始统一;
第三,在互惠基础上,允许对方在特定工业项目上投资並获取合理利润。”
博古斯拉夫斯基显然对这个方案很感兴趣:“具体领域呢?”
“我们初步设想三个试点项目。”
希法亭回答,
“一,在巴库油田合作建设现代化炼油厂,德国提供技术和部分设备,苏联提供场地和原料,利润按投入比例分成;
二,在乌拉尔地区合作开发有色金属矿,以同样的模式推行;
三,在哈尔科夫合作建设拖拉机厂,来满足苏联农业机械化需求。”
会议的第三议程是政治协调与国际立场。
契切林和蔡特金两位外交委员展开了谨慎的试探。
契切林首先划定框架:
“在公开层面,莫斯科和柏林必须展现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这包括:在国际事务上协调立场;共同支持殖民地解放运动;对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反苏反德宣传採取一致回应。”
蔡特金点头补充道:
“但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各自的外交自主空间。”
“那么共產国际的地位呢?”
季诺维也夫发问,这是他最关心的领域,
“德国作为共產国际最重要的支部之一,如何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维护国际共运的统一领导?”
韦格纳开口道: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同志,德国共產党始终是共產国际的忠诚成员。
但我们认为,国际共运的领导应该体现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引领,而不是对各国党內事务的具体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