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看,列寧同志在柏林治疗期间,会有多少国际记者去报导?
『红色德国的先进医学拯救了苏联领袖——这个標题会传遍全世界!”
托洛茨基有些不耐烦了,
“所以您的建议是什么?因为担心德国获得『道德资本,就拒绝可能挽救列寧同志健康的治疗方案?”
“我的建议是,”
季诺维也夫一字一顿,
“如果必须治疗,就在莫斯科治疗。让德国医生和设备留下,我们支付所有费用。但列寧同志绝不能离开苏联。”
“从技术问题上来说不太可行。”
谢马什科插话,
“德国医疗团队明確表示,整个疗程需要他们全套的实验室支持、专门的康復设施和恆定的医疗环境。这些在莫斯科短期內无法复製。”
史达林放下了手中的笔。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他。
作为目前苏共党中央总书记,他在组织问题上的意见举足轻重。
“有几个实际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治疗期间,谁陪同?政治局成员需要有人隨行,但这意味著至少一位核心领导人长期离开岗位。
第二,安保如何安排?在柏林,我们不能像在莫斯科这样全面控制环境。
第三,通讯问题。列寧同志治疗期间如果必须静养,那么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如何请示?”
“最重要的是第四点:
如果治疗成功,列寧同志康復归来,这当然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如果……如果出现最坏情况,列寧同志在德国逝世。
那么,苏联人民会怎么想?歷史会怎么记录?”
托洛茨基想了想后说道:
“我建议:第一,由政治局委员轮流陪同,每两月轮换一次;
第二,安保由德国方面负责,但我们派遣一个警卫小组;
第三,建立专用加密电台,確保列寧同志隨时能与政治局联繫;
第四……”
托洛茨基停顿了一下:
“关於歷史记录——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歷史评价,就拒绝可能挽救领袖生命的医疗机会,那才是真正的歷史罪人。”
“我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布哈林立即表態,
“我们不能被政治算计蒙蔽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和同志情谊。
而且,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列寧同志在柏林治疗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治象徵:它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著超越国界的信任与合作。”
加米涅夫犹豫著:
“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担忧也有道理。这確实会强化德国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
会议陷入僵局。两种立场针锋相对:
一方强调治疗本身的必要性和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则担忧政治影响和莫斯科中心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