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群年轻人推著装满测量仪器的推车从旁边经过。
带队的是个戴眼镜的姑娘,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胸前別著“技术员实习”的徽章。
“注意坡度的精度!”
姑娘的声音清脆有力,
一个年轻工人嬉皮笑脸地问:
“安娜同志,这么严格干啥?汽车又不会在乎这点坡度。”
安娜停下来,严肃地看著他:
“这条路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五十年。
每一厘米的误差,都会在未来变成需要修补的裂缝。
我们是给子孙后代铺路,同志。”
年轻工人立刻收起笑容,认真调整起仪器。
卡尔和工友相视一笑。
“看见没?”
工友压低声音,
“我听说那哥女同志是从维也纳来的。
她父亲以前是奥地利的工程师,现在全家迁到柏林了。
她自己在技术学院培训了六个月,就被派到工地当实习技术员——一个月工资280马克,和咱们差不多。”
“韦格纳主席说过,”
卡尔想起在工地广播里常听到的话,
“『在社会主义德国,劳动不分性別,不分出身,只分贡献。”
午休的哨声响了。
工人们涌向工地边缘的临时食堂——那是一排用预製板材搭成的大棚子,里面整齐地摆著长条桌椅。
今天的菜单用粉笔写在黑板上:
土豆燉牛肉、黑麦麵包、蔬菜汤、苹果。
空气里瀰漫著食物的香气。
卡尔排队打饭时,听到前面两个年轻工人在聊天。
“……所以你到底报名没?”
“报了!下个月就去柏林的驾校培训。
等我拿到驾驶证,就想办法攒钱买辆『人民汽车——咱们建的路,总得自己试试吧?”
“我媳妇儿说,等咱们这段路通车了,她就带著孩子坐长途汽车来看我。从柏林过来,说是只要四个小时!”
打好饭,卡尔和另外几个工友坐在一起。桌子另一端坐著个面色黝黑、身材敦实的男人——那是他们的支队长。
“我们支队的进度简报。”
支队长一边切著麵包,一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