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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康至永和间的清谈热潮上 殷浩诸人（第2页）

这话相当公允，可说把殷浩清谈的优缺点两面都谈到了。此外，《品藻》六七条谢安把他的清谈与支遁的清谈做了一个比较，也很得当：

正尔有超拔，支乃过殷；然亹亹论辩，恐殷欲制支。[341]

所谓“超诣”“超拔”，都是指“拔新领异”，有超过前人之新见而言。在这一点上，殷浩的确不如支遁，也不如西晋的郭象，更赶不上正始间的何、王了。公平地说，殷浩可算是一流的清谈论辩家，但不是一流的清谈思想家，他在魏晋清谈史上的地位与西晋时的王衍差不多。

2。刘惔（约314一约349）[342]

刘惔字真长，是晋明帝的女婿，谢安的内兄，仕至丹杨尹，年三十六卒官。他也是当时一个有名的清谈家，论者比之荀粲。他的清谈本事与殷浩相比，似乎在伯仲之间。刘、殷是清谈对手，常在一起辩论问题，各有胜负。《世说新语·文学》二六条和三三条记他们两次清谈，第一次“刘理如小屈”，第二次则“殷理小屈”。他们一方面互相讥嘲，如刘理屈时，殷说：“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343]殷理屈时，刘说：“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但内心里，他们也还是互相佩服的，例如《世说新语·赏誉》八六条说：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但他们二人的清谈风格却有明显的区别，殷浩是丰赡派，刘惔则倾向于简约。殷刘相辩，殷理小屈，而“游辞不已”，刘惔便觉得不耐，不再相答，且讥殷为“田舍儿”，盖亦因两人论辩风格迥异之故。又《文学》五六条称他与孙盛辩论时“辞难简切”，《品藻》四八条王濛称赞他与人辩论时“往辄破的”，都显然说明他清谈有简至之风。刘惔清谈不仅简至，而且出语警辟、漂亮，所以当时人又以“秀”“令”许之[344]。大致“简秀”二字可为刘惔清谈风格的恰评[345]。《世说新语·文学》四六条载他答殷浩之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云：“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正是给他的“简秀”风格下了一个注脚。（参看上篇第三章第四节的分析）

刘惔既是明帝女婿，丹杨尹又是晋时的京兆尹[346]，地位崇高，加上刘惔的清谈才华，所以在建元及永和初，刘惔的府邸也自然成了清谈中心之一，而刘惔也显然扮演了“谈主”之一的角色。《世说新语·文学》五三条载张凭有才而未显名，至刘惔处，值诸贤来清言，张发言惊四座，立刻被刘惔赏识，并推荐给司马昱，即任为太常博士。其情形可说与康僧渊之见殷浩如出一辙。

3。王濛（307—345）[347]

王濛字仲祖，是晋哀帝的岳父，仕至司徒左长史，故《世说新语》中常称为王长史。他与刘惔是很好的朋友，情同手足。他死时，刘惔放一把犀柄麈尾在他的棺中，悲痛得晕了过去[348]。

王濛在清谈上也跟刘惔齐名，王、刘并为当时风流所宗[349]，《世说新语》中许多记载都是王、刘并提，几乎像一对双胞胎似的。王濛的清谈风格也偏于简约一派，《世说新语·赏誉》一三三条注引《王濛别传》说：

濛性和畅，能清言，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

王濛在语辞音调的讲究方面似乎还超过刘惔，当时人纷纷用“令音”“温润恬和”“韶润”之类的词来形容他的清谈[350]，他自己也说在“韶音令辞”方面，刘惔不如他[351]。刘惔是非常自大的人[352]，在清谈方面自视尤高，许多人他都瞧不起，但从没说过比王濛高明[353]。由此可见王濛在当时清谈名士中地位之高、名誉之好。《世说新语·文学》五五条记支遁、许询、谢安等人“共集王家”，以《庄子·渔父》为题举行清谈盛会，可见王濛的家也是当时的一个清谈中心，而王濛与刘惔等人大约轮流充当“谈主”的角色。

至于王濛当时清谈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他的特长在哪些方面，可惜我们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了。

4。桓温（312—373）

桓温是东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野心的人，其枭雄的一面颇似东晋初年的王敦，而年轻时之爱好清谈也跟王敦相像。

桓温在永和初继庾翼为荆州刺史，带重兵镇守武昌。从那以后，他就计划西伐、北伐，欲通过征战以独揽东晋的军政大权。大约也是从那时起，他对清谈的看法开始改变，时有批判清谈之言[354]。但那以前他在京都却是谈坐上的活跃人物，这可从《世说新语·文学》二二条（前已引）、《品藻》三七条看出（见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二九条，说他“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这当然是345年前他尚在京都的事，因为下有“简文欲听”之语，其时简文也是在京城的（见后）。这条记载说明桓温当年不仅是清谈爱好者，也曾经是清谈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5。司马昱（320—372）

司马昱即简文帝，司马睿少子，初封琅邪王，咸和元年，徙封会稽王，371年即位。他虽然只做了两年皇帝，但实际上执政的时间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永和元年，即公元345年，他的侄儿穆帝即位，年方一岁，崇德太后临朝，任命他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也就是实际上的宰相了，时人以“周公”目之[355]。太和元年（366）更进位丞相、录尚书事，直到371年登皇帝位。《世说新语》中称他为简文，又称会稽王、相王、抚军等。

司马昱在咸康至永和间那一群赫赫有名的清谈高手中，他年龄最轻，清谈本事也不算高，刘惔说他只是“第二流中人耳”[356]，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却无疑最高，与其他人比较起来，他更有条件成为清谈的组织者。事实也正是如此，试看《世说新语·文学》所记载的当时的清谈活动，明确说发生在他家里的就有三次（四〇条、五一条、五六条）。

司马昱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辅政四分之一个世纪无所建树，大权一直在桓温手里。面对桓温的霸道，除了哭鼻子之外，几乎一筹莫展[357]。常识也很缺乏，连稻和草都分不清[358]。所以谢安说他是“惠帝之流”[359]，真没冤枉他。但作为东晋中叶一个重要的清谈活动组织者，他却功不可没。一时清谈名士，都集中在他的门下。刘惔、王濛最受他的宠礼，“俱蒙上宾礼”[360]，“号为入室之宾”[361]。此外，孙盛、支遁、许询、韩伯之徒，都是他门下的谈客。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以清谈名士而为皇帝，司马昱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个[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