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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党锢之祸(第1页)

第二章党锢之祸

名人面前,你不过是个人名

公元29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开国君主刘秀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勒紧裤腰带,大力压缩行政预算,裁减官僚机构,斥巨资在首都洛阳皇宫外八里处兴建了规模可观的太学。最初,太学生只有几千人;到了曹操生活的时代,太学已经集中了当时东汉王朝第一流的师资力量,经过几轮急剧的扩招,鼎盛时期在校太学生达三万多人,光教室、宿舍之类的建筑物,就有两百四十栋,接近两千个房间。(《后汉书·儒林传》)

这就是当时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师资力量最雄厚、办学条件最优越的高等学府,所有学子心目中的圣地——伟大的东汉洛阳太学。在这样一所学府里面读书的太学生,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人人的眼睛都往上看。这里根本没有人知道曹操是谁,更不会有人瞧得起这个宦官之家出来的毛头小子。

更加残酷的是,太学毕业并不包分配,任你自生自灭,强者生存,弱者淘汰。举个例子,东汉有个太学生叫孔嵩,在太学期间埋头读书,不参加社交活动;此人还是个贫困生,毕业以后,家里没钱给他拉关系、走后门,所以只能到新野县做了一名“街卒”,负责扫大街,维持市容市貌。(见《后汉书·独行列传》)

这样的前途显然不是曹操想要的。那么,怎样才能在三万多名出类拔萃的太学生之中脱颖而出呢?

中国古人讲究“名”“实”关系。一个人的能力、资源,这是“实”;他所获得的社会评价、荣誉称号,这是“名”。“实”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短时间内暴得大“名”,并非幻想。尤其在东汉时代,后者就是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明白一个制度背景。东汉时代还没有标准化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例如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当时的选官用人,主要靠推荐保送。地方政府看中你,觉得你具有相当的才华与能力,把你往上推荐,从县到郡,层层推荐到中央,最后中央给你派任职务。这就是当时的推荐制度,历史上称为“察举制”。察,就是观察、发现人才;举,就是推荐人才。

在察举制的大环境之下,一个人的品德、能力如何,缺乏量化的、可操作的客观标准。地方政府选拔人才,主要看口碑。这个所谓口碑,既不通过投票选举,也不进行民意调查,而是靠几位舆论领袖评论出来的。

譬如汝南郡有两位舆论领袖,叫作许靖、许劭,是一对堂兄弟。弟弟许劭,名声尤在其兄之上,他的品评,影响力早已突破汝南,扩及全国。许氏兄弟每个月初(月旦),都会召开一次人才评论大会,给乡里的人物进行排名。就连袁绍这种四世三公的公卿子弟,都十分忌惮许劭的影响力。青年袁绍从濮阳县令的任上退下来时,广率车众宾客,一路豪华铺张;临近汝南,却突然遣散宾客,撤去车马,只坐了一辆简朴的小车,低调入境。有人询问:“何以低调如此?”袁绍尴尬地笑道:“我怕许劭那张嘴。”

舆论领袖不仅对每个地方的人才品头论足,而且逐渐排出了一张全国人才排名榜。名列榜首的叫作“三君”,分别是当时的外戚领袖窦武、士人领袖刘淑和陈蕃。次一等的叫作“八俊”,以士人领袖李膺为首。再次的,还有八顾、八及、八厨等名目。这些榜上有名的人物,自然也成了知名的舆论领袖,在士人和青年学子之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如果能够得到这些人的好评,原本不入流的人,可以跻身排行榜;原本在榜上的,可以迅速蹿升排名。用一个现代营销的术语,这叫“打榜”。

曹操想要在太学生中脱颖而出,就需要找人帮忙打榜。但曹操自己也知道,他就算踮着脚,也够不着这几位榜单上的人物。他在太学期间,掂量着自己的分量,找了一位自认为还算对口的次等名士。

《世说新语》注引《楚国先贤传》记载:“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

这段话是说,当时有一位社会名流,名叫宗承。此人虽然不够格进入全国人才排行榜,但也具有地方性的影响力。曹操自认为,自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好歹也算个太学生;宗承是个二三流的社会名流,与自己也算匹配。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好评,名声多少能够涨一点儿,也许就能够着更高级别的舆论领袖了。

曹操想得挺美,可当他兴致勃勃来到了宗承家门口,一下子就傻眼了。

原来,和他抱着一样的想法来到宗府的人,不计其数。宗承尽管只是个二三流的名流,但仍然门庭若市,每日宾客盈门。不要说找宗承套近乎了,就算搭句话、要个签名都很困难。宗承就在人群簇拥之中,在客厅高座之上,与各路人士谈笑风生。曹操没有办法,找了一个角落蹲下,远远望着宗承,默默等候时机。他心想:我就不信逮不到一个空当,和你套上一句话。只要耐心够足、脸皮够厚,一定有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曹操等了老半天,终于等到宗承结束了一个话题,站起身往外走,看样子是去如厕。曹操一看,天赐良机,岂容错过?赶紧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屁颠屁颠跟了上去,绕到大堂背后,紧紧跟着宗承。

眼见宗承如厕结束,正在洗手,曹操腆着脸凑上前去。宗承见这个陌生人跟踪自己,十分警惕与反感,擦着手,皱了皱眉。

曹操没有察觉宗承的反感。他只是想到,终于有机会和自己的偶像近距离接触,心中无比激动,立刻流畅地背诵出那段在心中默念了无数次的开场白:“我是曹操,字孟德,我是沛国谯县人,我爷爷是曹腾,我爹是曹嵩。我非常仰慕您,想和您交个朋友。”边说着,边伸出手去,想要和宗承握手。这在汉代,叫“捉手礼”。

宗承看都没看他一眼,擦干手,走了。剩下曹操,伸着一只手,保持着打算握手的姿势,非常尴尬。

这里不妨提前交代一下宗承后来的结局。曹操成功之后,专门把老态龙钟的宗承找到,得意地问他:“现在,可以与我交往了吗?”曹操的心态是:昨天的我,你爱答不理;今天的我,你高攀不起。没料到,宗承还真是个硬骨头。他梗着脖子,黑着脸,说:“松柏之志犹存。”你还是当年那副模样,我还是当年那个态度。曹操又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宗承两次令曹操下不了台,他是曹操生命中一个无法征服的人物。权力无法征服的傲骨,就是中国历史的脊梁。这是后话,且继续来看年轻时的曹操。

象牙塔外,是流血的仕途

投机不成,反遭受了一次羞辱,少年时就号称足智多谋的曹操,这次无疑是大大地失算了一把。那么,宗承为何会如此看不起曹操呢?原来,这并不是因为曹操生性顽劣、名声太差,也不是因为宗承自命清高、目中无人;曹操遭到冷遇,真正的根源其实在他爷爷曹腾身上,还和之前发生的一起著名政治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宗承,是儒家名士;曹操,是宦官的孙子。在东汉末年,名士和宦官分属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治派别,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照理来讲,名士和宦官,一个论政于朝廷,清谈于民间,一个内侍于宫掖,步不出禁中。二者本该井水不犯河水,为何却会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要想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回到曹操十一岁的时候,翻开一份曾经震动朝野的惊天大案的卷宗。

公元165年,李膺被任命为司隶校尉。东汉将天下分为若干行政区,其中之一叫“司隶校尉部”,包括首都及其附近地区。司隶校尉,就是这个区的最高长官。司隶校尉的权力非常大,不仅负责首都地区的治安,还对朝廷百官有监督之责。

李膺刚刚上任,就接到一份举报信,信中说:野王县县令张朔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残杀了一位孕妇,令人发指。野王县是司隶校尉辖区内的一个县,离洛阳很近,可以说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张朔区区一个野王县县令,为何胆敢在天子脚下如此嚣张跋扈?

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张朔的哥哥,正是东汉末年第一大宦官,张让。

后宫的宦官,也有自己的晋升阶梯。阶梯顶端,叫作“中常侍”。能够做到这个职位的宦官,千里挑一。曹操的爷爷曹腾,就曾担任中常侍。但同样是中常侍,权力还有大小之分,威势还有高下之别。东汉末年最有权势的宦官,一共有十二名。《后汉书·宦者列传》将之统称为“十常侍”。张让就是这“十常侍”之首,可谓是宦官中的佼佼者。后来的汉灵帝曾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亲。”张让的威势,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张朔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却能在天子脚下横行无忌,甚至公然杀人,而多年来无人过问;李膺之前的历任司隶校尉,也都只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李膺和他的前任们不同。得知此事,李膺拍案震怒,下令缉捕张朔归案。张朔这边也已经得到了风声,知道李膺不好惹,是一块硬骨头,索性弃官逃跑。但他没有往境外跑,反而往首都跑,跑到哥哥张让的府上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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