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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90年代的边缘生活（第1页）

§五　90年代的“边缘生活”

1994年9月的一天又有远客来。问及前些时报上的一条报道，该报道冠以“名家售书，购者寥寥”的标题，说是我6月在上海图书馆售我的文集，只有三个人买。记者的立意，在为“严雅纯”的文学之失落鸣不平，其实此报道不准确。因为那天在上海图书馆的一个分馆所搞的活动，并非签名售书，而是一次座谈。实际销书者从北京带去的十套文集，在座谈会前即已全部被订购一空。座谈会后，有三位与会者顺便拿出所购到的文集，让我当场逐册签名，事情的全貌就是这样。

不过，“严雅纯”的文学创作，尤其我这样的作家所写出的“沉甸甸”的作品，在目前的世道中，确实已再无领**的可能。

虽说如此，我这样的创作者，欢迎这种创作的读友们，仍有我们也不算太窄狭的享受空间。

回忆那夏日的情景，当我坐在上海图书馆分馆的会议室里，面对着虽然不多，却都是诚心而来的听众，真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是的，没预料到。

当我断断续续、写成一些又撕掉一些、重写许多又反复修改，终于在1992年初秋完成了长篇小说《四牌楼》时，我所想到的只是：能找到一个愿接纳我的出版社，能遇上一个能理解这部书稿的编辑，能顺利地印成书，能有不多的人买它、读它，也就行了。

我不曾有过梦想，无论睡眠中的梦还是所谓“白日梦”里，我都不曾有过《四牌楼》受褒奖、受欢迎的幻象。

我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我都已从“中心”向“边缘”转移了。不仅所谓的“商业大潮”已宣布了我这种不以畅销为目的的小说必得“靠边站”，刻意创新的锐进一族在与我相处友好的同时，也以他们并不针对我的美学宣言，令我自知：不管我的小说里融进了多少新潮的营养，毕竟我小说的骨架还是“写实”，所以纵使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种“古曲”式的美学掘进，其时代价位，是不可能高的。

我对这种从“中心”向“边缘”的转移，是不仅处之泰然，而且甘之如怡的。我的所谓“边缘化”，其实是相对而言，离“最边缘”还远，更无“出局”之虞。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算是找准了自己最恰当的位置。

却忽然得到通知：我的《四牌楼》，在上海市第二届长中篇优秀小说大奖的评定中，荣获了二等奖，并且是唯一的二等奖。

喜出望外，去上海领奖，并参加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的，在他们的读者服务部的签名售书活动。再版的《四牌楼》，一个上午，两个多钟头里，买书的人竟络绎不绝。有的从很远的郊区赶来，若干购书者还留下了他们的名片，希望建立联系，名片的头衔有经理、教师、处长、军医、制片人……据说共卖出了约三四百本，会这么多吗？

上海图书馆提出，要收藏《四牌楼》的手稿。他们此前还没收藏过我这一辈的作家的手稿，为此，馆长还在百忙中亲自来参加接收仪式。

这一连串的幸运，都很容易使我糊涂起来，以为自己“重返中心”了。可是，当在上海图书馆分馆的会议室里，与二十多位与会者围坐在长桌边时，我终于还是清醒过来。

清醒，可为什么感觉上还如梦如幻？

是因为，超级的清醒，如同绘画里的“超级现实主义”一样，反派生出奇诡的效应。

一位与会者对我说：“希望你一定坚持你这样的写法，我们需要！”

他在文学读者的群体中，大概属于不算太多的那个“子系统”。我们对视着，很有点相濡以沫的味道。

我作了《文学与心灵》的讲话。他们静静地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