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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蛇口改革 4分钱的事 01（第2页）

招商局当家人袁庚为什么执意要兴建蛇口港呢？

他在一篇论述国际海运形势的理论文章中曾经解释说：“人类史上第一次的航海实践证明地球是圆的。航运的发达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商品的流通，造就了西方世界的繁荣，而中国在郑和之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再也没有类似郑和的船队在海洋中乘风破浪，参与世界贸易竞争……航运的盛衰固然有其本身规律与条件，但有良好集散作业的港口作为依托至关重要。假如100多年前，英国人占据的香港岛屿，与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是同样的浅水海湾，只适合当时的帆船进出口的话，我想香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招商局为什么要开发蛇口？因为袁庚主掌招商局以前在交通部外事局任职，随交通部长叶飞考察过包括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在内的许多著名港口。他认为，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五洲航”，开发港口经济符合招商局的主营业务需要。因此他决定：由招商局投资的蛇口开发区要把兴建蛇口港作为首项重要工程。

当时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深圳湾是一个浅水湾，水深不足3米，近岸是一片淤泥漫滩，退潮时淤滩长达千米。在这样的烂泥滩上能否建深水港？即使深挖十几米，也很难保证不回淤。袁庚等人极力争辩：珠江含沙量少，因为地球的自转，有东冲西淤的倾向，而蛇口港在珠江入海口东岸，港池、泊位挖深后不会造成严重的回淤——目前的淤泥漫滩，乃地球或珠江有史以来的历史总遗作。事实上，不选择蛇口建港，还能在哪里建港？香港建港，买得起地吗？摊得平成本吗？袁庚回老家大鹏考察过，那里又偏又远，又没有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在大鹏建港，可能吗？选择在蛇口建港，未必是理论上的最佳方案，却是现实中别无选择的最佳方案。

据1979年交通部派驻蛇口工业区任技术工作组副组长兼总工程师室副主任，1981年调入蛇口工业区历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程师等职的孙绍先回忆：当时蛇口要修3000吨级的码头，但那时码头四周全是荒山，只有现在的南海酒店那边退潮的时候有条小路可以通行。清挖滩涂后，要建600米的码头，大概需要填土40多万方。按当时的价格，一方土运过来是15块钱，光运土石方就要600多万元，太贵了。于是决定炸山！就是在微波山和龟山之间100米宽、200米深的这一块，炸出大约45万方土石来。“蛇口开山第一炮”就是这样打响的。

关于蛇口开山第一炮的时间，网上认为是1979年7月8日的说法比较多，蛇口工业区本身对这一时间没有权威的认定，其出版的画册《春天的故事》中，这一时间只是被定为1979年7月。1983年到蛇口工业区工会俱乐部任美工，曾在蛇口工业区党委宣传部文化科、党群工作部文化科、企业文化建设部任职，后来就职于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的诸彪，一直负责工业区大事的记录，也说这个时间很难确定。他曾反复向老同志求证，有一些老同志曾经跟他说过，原来定的是7月1日，后来考虑到这天是党的生日，不太合适，就推后一天。所以，在《辑录蛇口》一书中，就把开山第一炮的时间确定为7月2日。而诸彪收集到的《蛇口》十周年纪念封的邮戳上，这一时间确实为1979年7月2日。

诸彪还发现一个秘密。蛇口开山第一炮，开山、炸山的地方应该是在微波山和龟山之间，这里应该有个山包才对。但是坊间流行的“蛇口开山第一炮”的经典照片上却有一个整齐的平整切面，一看就是已经平整过的，不像开山时的照片。而且，这张照片不是照相机拍的，而是从电影胶片上截取的。所以，诸彪判断，这张照片不是准确的“开山第一炮”，虽然它肯定是最早拍摄蛇口开山建设的照片。

据《深圳特区报》中国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特别报道《没有想到这一响成了标志性事件》一文记载，1979年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负责工程、征地、规划，历任蛇口工业区党委委员、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首任总经理，蛇口工业区管委副主任，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金星告诉媒体，“蛇口开山第一炮”这种说法，应该是在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的事了。“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敢想这是什么伟大的事件，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思想准备：跟着袁庚蹲监狱！”

蹲监坐狱可能说得比较严重，但是动辄得咎一点不为过。

当时炸山填海从四航局调来了七八十辆车。可是，两个月下来，工程进展非常缓慢。一辆车每天只跑20趟，而且就拉半车，按这个速度肯定赶不上工期。时任蛇口工业区技术工作组副组长兼总工程师室副主任的孙绍先回忆说，其实也怪不得工人，七八月的蛇口太热了，那荒山边连个阴凉地都没有。上工地一看，工人们好多都在车底下乘凉睡觉呢。

这件事报到袁庚那里，他想了一想，说：“能不能搞点奖金？”

搞多少？怎么搞？当时测算了一下，拉土的距离也就300多米，一辆车一天跑个80车应该没问题，最后就确定每人每天的定额是运55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每车奖4分钱。

结果，工人的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了，孙绍先记得最多的人每天跑131车，一天奖金就是4。14元，一个月的奖金就能挣100多元钱，这是多么巨大的**！那时候一般工人月工资才多少钱呀！

码头一期工程原计划于1980年3月底完工，实行超额超产奖励后，施工速度加快，结果提前一个月竣工并交付使用。根据蛇口工业区后来的统计，在实行超产奖励的1979年10月到1980年2月间，工业区多创产值130万元。

1980年4月，超额超产奖励这一政策曾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与之相应，工人每天的运量立刻下降到20多车，施工速度明显下降。7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副总理谷牧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上对蛇口工业区实行超产奖作了重要批示。（2）

据李岚清所著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记载，在蛇口工业区建设过程中，为推动生产，蛇口采用香港企业定额超产奖励的办法，在码头工程建设中实行了超产奖。具体规定为：每台运输车每班定额为44车。司机完成基本定额，每车次计发奖金2分钱；每超产1车，计发奖金4分钱；推土、挖土和后勤人员，按运输车完成定额和超产情况，分别计发奖金。这一办法实行后，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平均每台车每天运输99。4车，超产55。4车，每人每天得超产奖1。62元。然而不久，根据有关部门关于奖金额不得超过工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蛇口实行的这一办法被硬性停止，工人的积极性被挫伤，工效降低，整个工地由热腾腾变成慢吞吞，运输量和建设速度也随之降了下来，平均每台车每天运输量由99。4车迅速下降为32。2车。按照这一速度，码头交付使用计划将要落空，从而影响外商来蛇口建厂。

此事惊动了中央最高决策层，经过高层领导过问，蛇口才又恢复了超产奖。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益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实行形式各异的奖励办法，大大激发了工人积极性，加快了施工进度，缩短了工期。

4分钱的奖金，牵涉许多部门，牵涉许多规定，牵动国家最高决策层，这就是改革。这也是袁庚的“蛇口实践课”：给菲佣高工资，因为效率高；给多拉快跑的司机发奖金，也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提高效率！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3）

正是从“香港第一课”到“蛇口实践课”，促使奔波于各类具体事务的袁庚始终在思考，怎样在思想意识层面总结出一句能够体现出蛇口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以坚定信念。

1981年3月的一天，袁庚坐船从香港赶往蛇口，趁着空闲，他在船上涂涂写写，最后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这6句口号。应该说，这6句口号不是一时灵光乍现的产物，而是袁庚在主持招商局、创建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长期积累、长期思考的结果。袁庚对这几句口号非常看重，几经修改，不遗余力地推广宣传，直至家喻户晓，说是百折不挠亦不为过。《经济日报》等主流媒体进行过跟踪采访，详细讲述了这个标语牌“四立三拆”的故事。

当时袁庚叮嘱蛇口工业区副总指挥许智明将口号制成标语牌竖在工业区里亮相，让大家都能看到，引发思考。许智明找到旅游文化服务公司总经理邹富民，安排美工在一块三合板上用红油漆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并第一次在蛇口竖立起来。

正式亮相的标语牌所引发的强烈震动还是超出了袁庚的预期。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常态，突然有人提出“效率”，而且把它当成“生命”，很多人不习惯。袁庚为了大局着想，示意暂时把牌子拆下来放到仓库里。从竖立到拆除，第一块标语牌面世仅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