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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人 瘟疫和战争（第2页）

当时，作为文学家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就在诗歌中写道：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在曹丕记载的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又一次大瘟疫中，“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就全部因为感染瘟疫而死。后来，曹丕在给友人的信中痛苦地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起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耶。”

在这种东西方同时流行大瘟疫的背景下，宗教开始奠定了在人类史上的地位。

与乱世之中太平道和后来的道教趁机崛起一样，宗教倡导的对于病人和灾民的人文关怀和彼此的互助精神，对于身处乱世和瘟疫横行地区的人民来说，是一种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存在。

正是基于互助和关怀精神，基督教尽管一开始被罗马帝国官方视为邪教进行镇压，但仍然在瘟疫横行的罗马帝国境内如火如荼地传播开了。而张角的太平道在东汉末年也正是如此。汉末三国之后，中国又进入了魏晋南北朝大乱世，在这场为时近400年（184—581年）的大乱世中，佛教和玄学均在中国崛起。

对于身处乱世、经历战乱、饥荒、瘟疫横行，对前景几乎完全看不到希望的乱世人民来说，佛教所倡导的对于来生的美好向往，以及佛教寺院所进行的人文关怀和尽管极有限度的赈灾救济，是乱世之中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存在，最终，佛教在汉末三国和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世中，逐渐确立了作为中国主流宗教的地位，与此相伴，则是倡导蔑视名教、主谈“玄远之学”的玄学日渐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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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宗教传播的同时，瘟疫最终也助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梁朝太清元年（548年），东魏降将侯景又在梁朝内部发动叛变，并率兵进攻当时梁朝的首都建康城（南京），在侯景军队围攻建康城的几个月内，当时梁朝守城部队在吃光粮食后，又开始杀马匹、吃人肉，由于城中死人太多，有人在吃病尸后开始中毒，随后在建康城内出现了全城大瘟疫，以致后来侯景率兵攻入城内时，建康城内十几万人因为饥荒和瘟疫，死得仅剩三四千人，其余的也大多奄奄一息。由于担心尸体继续引发瘟疫，侯景就命人将尸体全部堆积起来焚烧，城内有生病未死的人，甚至也被投入火中。

当时，侯景的军队四处“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经过侯景之乱后，原本经济富庶的整个江南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侯景之乱引发的战乱及大瘟疫，最终也使得整个南方的社会经济基础被破坏。

当时，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中，军事上是北强南弱，经济上却是南强北弱，因此双方总体上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但经过侯景之乱后，虽然陈朝又控制了江南地区，但由于南朝的领土被西魏和东魏趁机大肆掠夺，因此从领土到人口都同时锐减的陈朝从一开始就走了下坡路。

在侯景之乱中趁机占领四川全境和湖北、湖南部分地区的西魏，则从梁朝、东魏、西魏中原本最弱小的一方，一跃成为最为强大的实力派，最终，取代西魏的北周，又攻灭了取代东魏的北齐。而沿袭西魏的隋朝最终于公元589年攻灭陈朝，在历经400年的大乱世后，再次统一了中国，从而拉开了隋唐盛世的序幕。

追究这一切，不能不说瘟疫也扮演着历史破坏者和重塑者的暗黑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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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沿袭自匈奴等远古游牧部落的生物战，最终也反噬到了蒙古人自身。

当时，在攻灭金朝和南宋，以及西征战争中频繁使用生物战的蒙古人，出于游牧部落代代相传的谨慎，一直保留着对于鼠类等瘟疫病源的控制，例如规定不能吃土拨鼠、对于鼠类不能靠近、只能以弓箭远射惊扰等民俗。

但在从游牧社会进入了中华大地的农业定居社会后，瘟疫仍然不可避免地袭击了元朝全国。就在蒙古军队用黑死病病人的尸体袭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城前三年，公元1344年，大元帝国内部也爆发了鼠疫。当时，朱元璋的故乡安徽濠州先是发生旱灾，随后又暴发了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时间，朱元璋的父亲、大哥和母亲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相依为命，在此情况下，16岁的朱元璋被迫出家当了和尚，并在四处流浪乞讨的过程中，最终加入了“红巾军”，掀开了摧毁大元帝国的序幕。

就在朱元璋的父母和大哥因为瘟疫致死22年后，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明军最终攻入北京，摧毁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

但与瘟疫成就了大明帝国一样，瘟疫最后也助力摧毁了明朝。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当时地处南方沿海的广东下起了大雪，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在最后的26年间自然灾害频发，开始进入了气候学上的“小冰河期”。当时，明朝境内先是连续多年旱灾，然后又引发蝗灾和饥荒，饥荒引发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起义，加上东北的满族崛起不断南侵，在不断的灾害和战争交接下，鼠疫、天花、霍乱等多种瘟疫也席卷了中国的整个华北地区，并在1640年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史书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由于长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觅食，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鼠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发，当时，整个北方“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当时，前往南方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天津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蔓延整个华北的鼠疫又传入北京，“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由于瘟疫死亡人数实在太多，当时北京城内甚至出现了有的人家全部死光，甚至连收尸人都没有的惨况。

当时，北京城内的人口约为100万，在这场明朝灭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内预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而剩余的人也大多奄奄一息。“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到了1644年开春，瘟疫又在北京复发。此时，李自成的军队从陕西顺利推进到北京附近。北京城内因为鼠疫，人口死亡率达到了40%左右。由于死人太多，北京城中许多街巷都已冷清得无人行走，而负责保卫北京的明军京城三大营，当时名义上有10万人，但除了缺额外，剩下的几万人也大多患病，“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守城。加上欠饷太久，剩余的士兵们也已全无斗志。

因此，当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农历三月兵临城下时，已经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随后，崇祯皇帝在无人来朝的孤独中，在紫禁城后的景山凄凉上吊自杀，明朝宣告灭亡。

但入驻北京城的大顺军也很快大面积感染瘟疫，因此在北上山海关与吴三桂的军队决战时，大顺军10万军队就有4万人不能随行。在山海关惨败后，李自成又率领大顺军残部退出北京，并将鼠疫带到了明朝其他地境继续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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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明清交替之际瘟疫大规模传染的背景下，清兵进入山海关后仅仅17年，1661年，年仅24虚岁的顺治皇帝由于感染天花去世。为了保证皇位继承人的顺利成长，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最终选择了已经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的顺治皇帝第三子玄烨继承帝位，是为康熙皇帝。

经历了明末清初大规模战乱、饥荒与瘟疫的摧残，当时，中国的人口也从明末实际的约1。6亿人下降至清初的9000万人，人口减员达7000多万人。

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随着清朝的稳定发展，中国人口暴增至3。98亿。在人口大爆炸的背后，是从美洲传入的番薯、玉米等高产、抗旱农作物的重要加持作用。但是，在番薯、玉米传入的同时，与西方更加频繁的交流，也带来了更多病菌和瘟疫的传播。当时，作为通商首先接触之地，在沿海的广东、广西等地开始出现瘟疫，在这种情况下，“拜上帝会”中宣扬能治百病的洪秀全等人利用当时沿海地区瘟疫流行和两广地区的土客籍矛盾、大量穷困流民横行的社会背景趁机起事。其中，自封为“赎病主”的杨秀清更是假借天父下凡说：“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将得救。”

由于盛传加入拜上帝会可以免除瘟疫，广西的流民蜂拥入伙。到了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广西金田起事反清，并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军之乱。

在经历1851年至1864年长达13年的太平军之乱后，中国人口再次锐减。根据人口统计，在战乱前的1850年，中国人口约为4。3亿，但到了1874年清廷再次统计人口时，发现当时人口存量仅剩下3。02亿。除去流民四散等无法统计的因素外，历史人口学家预估整个太平军之乱中，中国死亡人口约为7000万人，其中瘟疫则是最大的死亡因素。

经历太平军之乱后，中国的疾病防治水平开始大规模提高。在战乱中亲眼看到了江南地区瘟疫惨状的李鸿章，则在组建淮军的过程中，模仿西方军队建立了医官制度。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国内的大城市开始陆续建立起现代医院，并采用新式的药品和医疗技术防治瘟疫。此后，大规模的瘟疫逐渐减弱。

清朝灭亡前夕，1910年年底，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传入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大规模爆发，并且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造成了东北地区4万多人死亡。鉴于鼠疫飞速的扩散态势，清廷随后紧急任命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广东人伍连德（1879—1960年）担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在检验确定瘟疫病源为鼠疫后，伍连德一方面推动尸体实行火化，另一方面推动建立了卫生警察部队，并在从东北到北京的铁路沿线都建立了防疫区和检验检疫措施，由此迈开了中国防疫事业现代化的第一步。历经三个月的紧急控制，到1911年，东北鼠疫被控制下去，尽管最终死亡了6万人，但却有效遏制了东北鼠疫疫情，使得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成为全国级别的大瘟疫。

东北鼠疫被控制后第二年，1912年，清朝在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走向灭亡。此后，历经民国战乱和日本人对华实行的残酷细菌战，但大规模的瘟疫没有再次出现，中国开始进入了长达百年的瘟疫控制阶段。虽然后来也曾经历2003年的SARS危机，但中华民族终于在两千多年与瘟疫的长期战争中，取得了后来居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