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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洞穿幽微 那些潜藏的隐秘力量才是历史的真正主宰 经济帝国 帝国盐业往事 权力与财富的生死场（第2页）

从技术或经济上来看，食盐本身并无太大价值，但一垄断之后，性质就彻底变了。官盐专卖以来，盐价长期居高不下。唐初的盐价，每斗10文钱，到第五琦改革后，盐价飙升至每斗110文钱，涨价10倍。到了元代，有官员统计，官盐卖到百姓手里，每斤加价到了800文钱，而且这个价格还在往上走。这名良心感觉到痛的官员，在上疏中慨叹，“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深山穷谷无盐可知”。史书中，历朝历代关于百姓“终年不食盐”“食盐之家，十无二三”的记载，并不鲜见。盐价死贵，平头百姓已经吃不起盐了。

但是，盐价居高不下，从来不是由产盐的成本决定的。事实上，产盐的成本极低极低，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个成本还在往下掉。为国家产盐的灶户（盐户），作为帝国暴利行业的供应端，却是极贫极苦的一个阶层。元朝末年，绍兴人王冕曾夜宿上虞曹娥庙，亲眼看到了当地灶户被官府催缴盐课，不堪忍受而自杀的情形。王冕因此写下一首诗，记录灶户的血泪史：

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

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

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

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

夜永声语冷，幽咽向古木。

天明风启门，僵尸挂荒屋。

食盐，这一平常的日常必需品，变得越来越金贵，完全是由上面所讲的各种白色、灰色以及黑色成本层层叠加的恶果——

白色成本：在盐利成为政府的支柱财源之后，历代都想着从这白色结晶体上面多多开源，遇到战争或动乱等极端情况，盐业加税更是顺手且容易上瘾的事儿。

灰色成本：盐商通过巨额输献获得的专卖权、总经销权甚至世袭总经销权，以及自身由此获得的巨额财富，最终无一不是转嫁到盐价里面。

黑色成本：盐场、盐务、盐政官吏，都把盐业当成肥缺，为了获取相应的职位，他们同样需要在官场内部进行权钱运作，而这些付出，通通是要有回报的。

帝国顶层圈子为了分蛋糕，需要不断用钱开路，环境确实险恶；但他们不会看到，庞大的底层为了捡蛋糕屑，处境已经险恶到了需要以命相搏的地步。强光之下，连阴影都会消失。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以极端的形式提醒整个帝国，阴影人群的存在。

私盐问题，历经1100多年，在帝制时代从未消失，恰恰证明了阴影始终未曾被驱散过。尽管每个朝代都对贩卖私盐者制定极其严苛的刑律，只要是三人以上盗贩私盐，带头的那个就是死罪，但这完全阻挡不住私盐越来越泛滥的趋势。北宋的苏轼，在一封奏疏中说：“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一年抓了17000人，都刹不住私盐问题啊。元朝初年，官府仅在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闵行区）一地就先后捕获了“盐徒五千”。到清代，广东的食盐贸易有一个公开的说法，叫“官三私七”。就是说，有七成的市场都被私盐侵蚀了。

从事私盐贩卖的群体，主要由两类人构成——

生存驱动型：盐户、贫民、流民、失业者等等，社会最底层的人，在高盐价逼迫下，走上贩私道路。

暴利驱动型：官员、合法盐商、盐枭等等，社会上最擅钻营的人，在盐业暴利的**下，知法犯法。

可怕的是，历朝的缉私官吏都很“识做”：但凡遇到生存驱动型的私盐贩子，他们就穷追猛打，竭力搜捕，以应付差事、邀功请赏；但凡遇到暴利驱动型的私盐贩子，因为这种人要么有团伙，要么有靠山，要么有行贿能力，他们就略而不问，甚至暗中成为其保护伞。长此以往，促成了生存驱动型盐贩子向暴利驱动型盐贩子合流。私盐贩运的团伙化和武装化，从唐末以后就日趋明显。有些地方，全村出动，集体走私，甚至联络周边几个村落，统一行动，以团体武装的形式增强对抗官府的能力。

这两种盐贩子一旦合流，形成大盐枭，一个王朝基本就走到尾声了。类似的情形在历史上多次上演，俨然是盐业对帝国统治的一个诅咒。

唐朝末年，多次考科举失败的黄巢，与王仙芝共贩私盐，数月之间，聚众数万，给了唐朝致命一击。与此同时，另一拨贩盐起家的盐枭，比如王建、钱镠等人，选择进入体制之内，在镇压黄巢起义以及藩镇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的创立者。

元朝末年，“世以浮海贩盐为业”的方国珍，被仇家告发贩卖私盐，无奈之下，走上反元之路。方国珍被逼起事的最初支持力量，几乎全部来自跟他一样长于海边的私盐贩子。他们起兵后，精准攻击帝国的漕粮海运系统，烧官船，劫漕粮，盛极一时的元代海运在危机重重中被迫停运，造成元大都严重的粮食危机，加速了元帝国的衰亡进程。

一粒盐拖垮一个大帝国，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4

从盐业问题去考察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偌大的帝国只有历史循环，而没有历史进步。专卖垄断—权力寻租—私盐泛滥—起义抗争—重新垄断，这个历史循环几乎在每个朝代都要重演一遍，从未被打破。

清道光年间的大盐枭黄玉林案，是唐朝中叶以后1100年间帝国围绕一粒盐展开循环争斗的一个缩影。这个案子，不是起点，也不会是终点。

道光十年（1830年）四月，道光皇帝接到举报黄玉林的密折。密折称，53岁的湖南人黄玉林是一名贩私惯犯，数次逃过法律制裁，眼下正以江苏仪征为中心，构建起一支跨越数省的庞大贩私队伍，旗下拥有大船、小船无数，接连不断地运送私盐，每次贩私“以数百引计”（一引大概400斤，数百引相当于几万斤）。这些走私船上刀枪林立，每个关隘都有受贿的官吏与其勾结，任其往来，不加阻拦。更可怕的是，黄玉林为邀结民心，规定他的队伍只贩私，不抢劫，不偷盗，颇有打击报复官商联合哄抬盐价的侠义之风。

道光对这份密折十分重视，可能他担心唐末或元末的故事在他的帝国发生，因此紧急密令两江总督蒋攸铦：务必不遗余力破获黄玉林案，要军队、要人、要钱，随时开口，管够。

蒋攸铦身在地方，知道更多道光不知道的内情：黄玉林可能是两淮最大的盐枭，但不排除还有更大的盐枭。蒋攸铦希望通过招安，让黄玉林为官府所用。如果黄玉林接受招安，那肯定能帮助抓捕一大批盐枭，还能影响一大批盐枭主动投案。

当蒋攸铦将招安方案报告给道光时，道光立马看出蒋攸铦这个人其实是怕事。

大约一个月后，黄玉林带领同伙伍步云、伍光藻等8人，船12只，私盐37000斤，赴官投首，接受招安。随后，在黄玉林的配合下，官方迅速破获了另一起大案，一次就缉获李玉良、顾大、王三等12名大盐枭。受此影响，盐枭不断自首，“有业者170名，无业者243名”，合计400多人。

正当蒋攸铦以为这个案子可以完美结案的时候，万万没想到，黄玉林愿意接受招安，原来只是缓兵之计。仅仅两个月后，黄玉林“复图贩私”，重新谋划起贩私大计。之前已对蒋攸铦的招安方案不满的道光皇帝，此刻勃然大怒，责令新任两江总督陶澍重办此案，而蒋攸铦则受到革职处理。

陶澍最终将黄玉林处决，至此，清代最大的盐枭案落幕。

但陶澍是一个有想法的能臣，杀了一个黄玉林，根本无法解决1000多年来私盐泛滥的问题。他知道，私盐泛滥，盐枭振臂一呼天下从的根源，在于虚高的盐价；而盐价虚高的根源，在于垄断。自明万历后期实行“纲运法”，200年来，纲商世代相承，与官府勾结，将盐业当成自己的世袭领地，不容他人染指。即便是明清易代这样的大变局，以徽商为主体的大盐商仍旧牢牢掌控着盐业核心，坐得暴利。

不久，陶澍在淮北地区推行盐政改革，以“票盐制”代替“纲盐制”，废除原有的盐商垄断体制，无论何人，无论资本多寡，只要照章纳税，就可以领票运盐进行贩卖。这样一来，许多中小商人进入盐业领域，冲击了原来的大盐商，使得大盐商权力尽失，而盐政则大为改观。票盐和纲盐相比，最大的优点是打掉了各种灰色和黑色成本，让食盐回归到相对低价的状态。陶澍说，实行票盐前，“百姓淡食，不得已而买食私盐”，“自票盐到境，盐价顿减，取携甚便，民情安之”。

陶澍的改革，极大地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徽商都在诅咒他。但他之所以有能力推动这项改革，除了个人的魄力之外，主要还得益于当时的背景——盐政久未改革，帝国盐利又被侵蚀得厉害，是时候祭起改革的大刀了。陶澍的票盐制，恰逢其时，因而得到了上面的支持。

可以说，陶澍的票盐制，已经是帝制时代盐业垄断前提下，最具自由贸易性质的了。然而，这次改革还来不及推广，清朝就遭遇了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战乱，阻遏了改革，也让清朝错失了解决私盐问题的时机。

当盐枭卷土重来，清朝的统治已进入了倒计时。这一次，盐枭不仅是团伙化、武装化，而且跟着时代发展，集纳了会党、帮派、革命等多种身份，相当于唐末、元末盐枭们的加强版。清帝国最终亦难逃盐枭冲击的历史宿命。

外号“徐老虎”的大盐枭徐宝山，在码头、口岸与其他盐枭的火并和勾结中，站稳了脚跟，旗下的私盐队伍达万余人，淮河至沿江一线，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身兼盐枭、青帮、红帮等多种角色，纵横捭阖，极具势力。后虽被朝廷招安，从盐枭摇身一变成为缉私营管带，但在清末的革命风潮中，他又迅速反正，为江苏的光复立下大功，成为清朝的掘墓人之一。

一个朝代结束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没有人去回望过去1100多年的朝代更替，盐——一种无臭、味咸、在水中易溶解的白色结晶体——究竟重复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制造过盛世，也制造过衰世；它催生过巨富，也催生过悍匪；它有过善，更有过恶；它是制度的化身，更是制度的替罪羊……

它铺满了整个帝国。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