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同志,冒昧来访。我们看了《高山下的花环》,也了解了相关的情况。”
採访从创作缘起开始。
“很多人好奇,你作为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的学生,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用这样直面矛盾的方式,来书写一场刚刚过去的战爭?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
刘峰坐得端正,但语气鬆弛。
“最初的出发点,其实不是战爭这个宏大的词,而是人。”
“是我身边那些活生生的的人,他们有的身上有伤,有的心里有结,更多的是默默无闻。
“时间点……或许正因为刚刚过去,那些温度和痕跡还新鲜著,痛感也真实。”
记者飞快地记录著,偶尔抬头看他一眼。
“小说里的人物,比如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还有梁大娘,都非常鲜明。尤其是赵蒙生的转变,和一些相对尖锐的矛盾设置,你担心过读者,特別是部分同志,会误解你的意图吗?”
闻言,刘峰诚恳地说。
“人物活了,是因为生活里就有这样的人。”
“写赵蒙生的转变,恰恰是想说,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青年,主体是向上的,是能在熔炉里淬炼成钢的。”
“写矛盾,不是为了展览伤疤,而是相信我们的肌体有正视伤疤、並使之癒合的能力。”
“我相信大多数读者和同志,有分辨是非、感受真诚的能力。”
话题自然地延伸到家庭。
记者转向萧穗子和她的父母。
“听说刘峰同志创作期间,得到了家人很大的支持。尤其是萧穗子同志,同样是一线下来的文艺兵,现在又是北大学子,你们如何看待他的这次创作?家庭氛围对他有怎样的影响?”
萧穗子略微紧张,但声音清晰。
“我支持他是因为我们从前线回来,都带著一种责任,要把看到的、感受到的,用各自的方式留下来,他的方式是小说,我的或许会是別的。”
“我们家……没什么特別的,就是觉得,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些再也开不了口的人。”
最后,记者问了一个更宏观的问题。
“这部作品引起了很多討论,甚至爭议。你对它的社会价值,有怎样的期待?”
刘峰沉思片刻,说道。
“我个人的期待很小,只希望它是一面小小的镜子,能让一些人从中看到一点时代的真实倒影,看到那些平凡的英雄和复杂的真实。”
“如果它能引起一些坦诚的討论,促进人们更深入地思考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思考责任与个人良知的关係,那便是它最大的价值了。”
“文艺作品的力量有限,但它应当是一束诚实的光,能照到哪里算哪里。”
访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这位老记者最后谢绝刘峰一家的招待。
临走前,他握著刘峰的手说。
“今天的谈话,让我看到了作品背后更丰富的东西。报导会实事求是地写。”
小汽车驶离胡同,小院重归寧静。
一片半黄的枣树叶,被一阵几乎察觉不到的微风从枝头摘下,在空中打了个旋儿,悄无声息地落在方才记者坐过的椅旁。
这阵拂过落叶的、最微小的气流,正悄然匯入燕京浩荡的秋风。
无人知晓,它將携带怎样的种子,去往多远的地方。
正所谓:
风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澜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