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的日子,有一种奇怪的节奏。
早上六点,护士来量体温、测血压。七点,送早饭。八点,医生查房。九点,挂上点滴。中午十一点半,送午饭。下午两点,护士来换药。五点,送晚饭。晚上八点,最后一次查房。九点,病房熄灯。
每一天都一样。
像一首重复播放的歌,旋律不变,只是音量在一点一点变小。
夏常安住进来的第三天,我把画板搬到了病房。
病房不大,三人间,中间那张床。靠窗的床位一直空着,靠门的床位住着那个老太太。老太太的儿子每天下午来看她,带一碗粥,坐半小时,走了。
夏常安说那个老太太其实没什么大病,就是老了。老了,身体各个零件都不好使了,医院比家里舒服,就住着了。
“我以后也会这样吗?”她问我。
“哪样?”
“老了,住医院,儿子每天来看我半小时。”
“你不会老的。”我说。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沉默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
我架起画板,坐在床边。病房的光线跟便利店不一样。便利店的光是暖黄色的,有货架、冰柜、零食、饮料,有风铃和卷帘门的声音。病房的光是白色的,冷冷的,照在白色的床单、白色的墙、白色的天花板上。
但我要画的人没变。
她还是她。
换了地方,换了衣服,换了光线。
还是她。
夏常安靠在床头,手背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的细管连着点滴瓶,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她没看点滴,也没看我。她看窗外。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没下雨也没下雪,就是灰。灰得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抹布,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她的侧脸很安静。
睫毛一动不动,嘴唇微微抿着,眉头轻轻皱着——不是不开心,是习惯性的表情。她以前就这样,没事做的时候眉头会微微皱起来,像在想什么事情,但其实什么都没想。
我拿起笔。
纸是新的,白色的,比病房的墙还白。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地响。
老太太听见声音,转过头来看了一眼。“你是画画的?”
“嗯。”
“画她?”
“嗯。”
“画得真像。”老太太说。
还没开始画,她就说“真像”。
其实她根本没看见画板上的内容。她只是听见了声音,看见了我认真专注的样子,就觉得“真像”。
人在希望事情变好的时候,眼睛会自动给现实加上滤镜。
我也在加滤镜。
每画一笔,我都在把夏常安画得比实际更健康一点。脸颊画圆一点,下巴画短一点,眼睛画亮一点。手里的笔在画“她”,心里的笔在画“她好起来的样子”。
这是一个谎言。
但我不想拆穿。
“你画完了吗?”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