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下旬,沈栖月发现自己在记账本上写“两个人”的时候,不再需要先在脑子里过一遍了。
以前她会愣一下,把笔停下来,确认自己没有写错——她一个人写了太多年,“一个人”这三个字刻在账本的每一行每一页里,像是用钢笔在湿水泥上划下的字,干了就再也抹不掉。但现在她写“米:两斤”“鸡蛋:一板”“牛奶:两盒”“生抽:一瓶”的时候,那个“两”字来得自然而然,好像从来就是这么写的。
江晓风也发现了另一件事。沈栖月喝水的杯子和她不是一对。墨绿色那个是沈栖月的,白色那个是自己的。每次倒水放杯子,沈栖月总是把自己的墨绿色杯子往左边挪一厘米,把白色杯子往右边摆正,摆到和茶几边缘平行。不多不少,每天都是那个位置。有一天江晓风故意把杯子换了,墨绿色放在自己这边,白色放在沈栖月那边。沈栖月坐下,看了看杯子,把两个杯子又换回来了。她什么都没说,好像根本没注意到被换过。但杯子确实被换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固定杯子的习惯的?”江晓风问。
“我没有。”沈栖月低头喝水。
“那你刚才为什么换回去。”
“……看着不顺眼。”
江晓风没有再追问。她端起自己那杯白色的热水,往茶几下缩了缩,把嘴角藏进杯沿后面。她知道了——沈栖月的世界里以前没有多少需要分清楚的东西。一个人的家不需要区分,毛巾挂哪条都行,杯子用哪个都没差,拖鞋随便穿,牙刷不嫌少。她的习惯不是天生的,是在这十几天里和另一个人的物品慢慢形成的关系。那些从“一个”变成“一对”的东西,是沈栖月在心里的账本上一笔一划记下来的“两个人”的注脚。
周三晚上吃饭的时候,江晓风咬着筷子问了一句:“你以前一个人吃饭,菜也做三个吗?”
沈栖月看着桌上那盘炒青菜、炖蛋和一碟凉拌黄瓜,顿了一下。“看情况。”
“一个人吃三个菜很麻烦的,要洗好多碗。”
她实话实说。“以前不吃这么多。一顿一个菜,两顿洗一次碗。省事。”
江晓风没有接这句话,只是把鸡蛋羹舀了一勺放在沈栖月饭上。蛋羹蒸得嫩,在米饭上颤了颤,塌下去一个小窝。她已经学会不把“好可怜”或者“那怎么行”挂在嘴边了。她只是每天多做一点饭,多洗一个碗,多带一份便当,多灌一个暖水袋。把“省事”变成“不省事”,一点一点地把另一个人的存在填进这个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里。
后来她又知道了一些事情。
她知道了沈栖月的冰箱如果没有人管,可以一个月不打理,冷冻层里的速冻水饺能把抽屉塞到拉不开。她知道了沈栖月习惯睡前在沙发上坐一会儿,什么也不做,就开着电视发呆,音量调到刚好能听见人声但听不清台词的程度——因为她说“屋子里太安静了”。她知道沈栖月膝盖上的伤是小时候从楼梯上滚下来摔的,而且是靠自己走到诊所缝的针。知道这些的时候,她终于彻底明白了开学第一天沈栖月那句话的真正意思——“反正都一样。在哪里都是一个人。”
而现在,她每天早上看着沈栖月把自己那个墨绿色的杯子放在茶几上,认认真真地往里面倒热水,摆成和桌沿平行的样子,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不一样了。
一天吃完晚饭,沈栖月在厨房洗碗。她把袖子卷到了手肘以上,手指沾着洗洁精的白沫,盘子在水龙头下冲过哗哗地响。江晓风站在旁边拿着干抹布等,她的任务是擦干。两个人并排站在水槽前,肩膀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一个拳头的空隙。
沈栖月把冲干净的盘子递给她,没有转头。
“你最近画画时间多了。”
“嗯,”江晓风接过盘子,低头擦,“在家里不好意思画太久,我爸说浪费时间。现在晚上想画到几点就画到几点。”
“画得晚,早上起不来。”
“闹钟叫不醒嘛。你早上倒是精神,居然也不困。你晚上看闲书也看到了半夜。”
“我习惯了,”沈栖月把最后一个碗冲干净,关上水龙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转过脸来,“但你翻第四遍的时候我就睡着了。”
“我记得我都翻到第九遍了,还以为你没发现。”
沈栖月把筷子插进筷笼里,一根一根地插,动作比平时慢。她没有说你翻下一页的声音比翻第三页的时候小很多,因为你在尽量不吵醒我。她说的是:“很晚了,”她转过身,靠在橱柜边上,语气平淡,“以后你就睡床上吧。”
江晓风擦盘子的手停住了。毛巾搭在盘子边缘,一滴水从盘沿滑下来,落在她的拖鞋上。她抬起头看着沈栖月,对方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好像这句话和“明天超市鸡蛋打折”是一样的日常事务。然后她低头看了一下地板——打地铺的毯子和被子还叠着堆在茶几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