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就此全面收紧。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
彼时,全国上下,从省、市、县到乡、大队、村,乃至厂矿企业,无一不在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整个社会笼罩在一层紧张而压抑的氛围中——浓重的气息,几乎令人窒息。
严苛的政策写得明明白白:每对夫妻只能生一个。
积极响应者,政府给奖励;生育后,夫妻双方被要求上环,或采取其他避孕措施;若意外怀孕,必须及时汇报并终止妊娠。那些敢瞒报、敢隐瞒的家庭和个人,一旦造成计划外生育的既成事实——开除公职,没得商量。
对于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来说,若辖区内出现计划外生育、生育指标造假等情况,一律实行“一票否决”——荣誉称号没了,职务晋升别想了,情节严重的,官职都保不住。
可即便如此高压,仍有一些家庭顶风逆行。
他们瞒报身孕,一意孤行,甚至暴力抗拒。对此,计生工作人员毫不留情——一经确认为计划外怀孕,强制带往公社卫生院,终止妊娠。
我的家乡——豫东平原上一个名叫“路边庄”的普普通通的小村子,也被裹挟进这股洪流,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运动。
为了积极响应号召,村里家家户户的山墙、后墙上,白灰刷就的大字标语随处可见——
“计划生育是国策,共同建设幸福家。”
“计划生育光荣。”
“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这些尚且带着几分温暖。
可另一些,就透着咄咄逼人的强硬了: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这些标语刷满了村里的每一面墙壁,更如烙铁般,深深烙印在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里,顺着岁月的纹路,刻进了他们灵魂深处最柔软、也最沉重的角落。
那时,村里常能见到从公社下来的计生办工作人员。他们戴着红袖箍,神情严肃冷峻,三五成群穿行于村头巷尾。
每逢例行妇检的日子,公社更是全员出动——有人扛着广播喇叭沿街喊话,有人搬来简易检测设备,在大队部或村卫生室临时设点;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动员,确保无一遗漏。
所有育龄妇女,无论已婚未婚,都必须接受孕检。
这项政策,在国家治理需求与民众传统生育观念之间,撕开了一道难以调和的裂痕。
对多数家庭而言,计划生育是需要适应的政策常态。可对一小部分家庭来说,却触碰到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或许是“多子多福”,或许是“传宗接代”。
他们与国家大政方针激烈碰撞,为了能有一个男孩,一再冒险生育。
而这些冲突,也悄然改写着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命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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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寒夜弃婴
我出生于1983年3月9日。
我的降临,无异于一块石头,重重砸在这个一心只求传宗接代的家庭里。
轰然溅起的,只有层层苦涩与冷漠的涟漪。
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我所感受到的,并非亲人温暖的拥抱与充满爱意的呵护,而是他们几乎毫不掩饰的嫌弃与失望的目光——
仿佛我是一个多余的、不该存在的错误。
就因为我是我父母生育的第二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