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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衣（第1页）

沈岸的妈妈来了之后，病房里多了一个人。

她睡在靠墙的那张折叠椅上。椅子很小，是护士从库房里找出来的，铁架子，帆布面，躺上去吱呀吱呀地响。她缩在那张椅子上，身上盖着自己的棉袄，棉袄太短，盖不住脚，脚上穿着一双旧棉鞋，鞋头磨白了，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棉絮。她睡着的时候很安静，不打呼，不翻身，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但每次沈岸轻轻动一下，她就会醒，像一根绷紧的弦，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她震动。她坐起来，看一眼沈岸，确认他还在呼吸，然后重新躺下去。一晚上，很多次。

我开始和她轮流守夜。她守上半夜，我守下半夜。她不肯去酒店住，说太远了，不放心。我说医院附近有家宾馆，走路五分钟。她摇了摇头，说五分钟也太远了。她哪里都不去，就守在那张吱呀吱呀响的折叠椅上，守在沈岸床边，守在她儿子身边。

沈岸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或者说，在昏迷。医生说不是昏迷，是嗜睡，是身体在自我保护的嗜睡。但我看着他的样子，觉得那离昏迷也不远了。他睡着的时候，呼吸很轻，很浅，氧气面罩里的白雾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很慢，慢到有时候你会停下来，盯着那个面罩，等着那层白雾下一次出现。它出现了，你就松一口气。没有出现，你就屏住呼吸，等，等到它出现。它总是会出现。但你知道，总有一天，它不会了。

有一天傍晚，他忽然醒了。眼睛睁开的那个瞬间，他的目光很清亮，清亮到不像是一个病了这么久的人。他看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转过头，看着他妈妈。他妈妈坐在床边，正在织一件毛衣，浅灰色的，和他住院之前她织的那件一模一样。她不知道他的尺寸，但她还是在织。她大概觉得，只要在织，他就还有机会穿上。

“妈。”他叫了一声。声音很小，小到像一片纸落在地上。

他妈妈放下毛衣针，俯下身，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怎么了？”她问。

“你织的毛衣，”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条快要断掉的河流，“等我好了，我穿。”

他妈妈的手停在半空中。毛衣针从她手里滑下去，掉在地上，叮的一声，很脆，很响。她没有去捡，她的手还停在半空中，手指微微蜷着，像在抓什么。她的眼眶红了，红得很慢，像潮水慢慢地漫上来。她没有让那些潮水漫过堤坝。她忍住了。

“好，”她说，“妈给你织。”

她弯腰捡起毛衣针，继续织。针尖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很清脆，叮，叮，叮，像风铃，像雨滴，像某种古老的、不会停歇的音乐。沈岸听着那个声音，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弯很轻，很短，像流星一样，亮一下就没了。然后他闭上了眼睛，呼吸慢慢变得平稳，又睡过去了。

沈岸的妈妈织毛衣的时候，偶尔会抬头看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的东西——感激，心疼，无奈，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母亲之间的东西。我不是母亲，但她看我的眼神，像在看另一个孩子。她的孩子。她把我当成她的孩子了。

有一天晚上，沈岸睡了之后，她忽然开口：“小屿。”

“阿姨。”

“你爸妈，知道吗？”

“知道。”

“他们同意吗？”

我想起我妈说的那句“他对你好就行”，想起我爸递过来的那套茶具。我说，同意。

她点了点头，继续织毛衣。织了几针，又停下来，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很亮，不是泪光，是一种更亮的东西。像快熄灭的炭火被风一吹，又红了一下。

“那就好，”她说，“有人同意就好。”

她没有说“有人同意”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她在说，有人同意你们在一起，有人知道你们是彼此最重要的人，有人认可这份感情。不是偷偷摸摸的，不是见不得人的，是被接受的，是被祝福的。这样就好了。这样她儿子爱过一个人这件事，就是堂堂正正的。

那天深夜，轮到我去买饭。医院食堂已经关门了，我走到街对面的便利店，买了两个饭团和两杯热咖啡。回来的时候，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门没有关严，留了一道缝，走廊的灯光从门缝漏进去，在病房的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橘黄色的线。我透过那道门缝，看到了里面的情景。

沈岸的妈妈坐在床边，握着沈岸的手。她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闭着眼睛，嘴唇在动，在说什么。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声音太小了，小到像呼吸，像心跳，像雪花落在地面上。但我能猜到。她在跟他说一些只有母亲才会说的话——你小时候很乖，不爱哭，不爱闹，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你第一次走路的时候，摔了一跤，没有哭，自己爬起来，继续走。你第一次叫妈妈的时候，我哭了。你爸爸走的时候，你不哭，你抱着我说，妈，别怕，有我呢。你一直是这样，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哭。但你现在怕了，你哭了，妈妈看到了。不要怕，妈妈在。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我靠在门边的墙上，手里握着两杯已经不太热的咖啡，看着走廊尽头那扇窗户。窗户外面是黑色的天，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什么都没有。风吹着窗框，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但没有人哭。我们都学会了不哭。

过了一会儿，我推门进去。沈岸的妈妈已经松开了他的手，重新拿起了毛衣针。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她的眼眶有一点红，鼻尖有一点红。她没有看我，低着头织毛衣，叮，叮，叮。

我把咖啡放在她手边，她点了点头，没有喝。咖啡慢慢凉了，杯壁上凝出一层细密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在桌面上汇成一小滩水。

那天晚上，沈岸又发烧了。三十八度七，比之前都高。护士给他打了一针退烧药，又在他额头敷了冰袋。冰袋很凉，碰到他皮肤的时候，他皱了一下眉，但没有醒。他的眉头皱着，嘴唇干裂了，起了一层白皮，嘴角有一点干涸的、暗红色的血迹。他妈妈用棉签蘸了水，轻轻地涂在他的嘴唇上，一下，一下，又一下。他的嘴唇在水的滋润下慢慢变得柔软了一些，不再是那种干裂的、快要碎掉的样子。

他妈妈涂完嘴唇，又把棉签蘸了水，轻轻地涂在他的额头上，涂在他的脸颊上，涂在他的手背上。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擦拭一件珍贵的、易碎的瓷器。她一边擦，一边低声说着什么。声音太小了，小到像呼吸，像心跳，像雪花落在地面上。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们。一个母亲，一个儿子。母亲在给儿子擦脸，像他小时候那样。他小时候生病的时候，她也是这样，用棉签蘸了水，一点一点地擦他的脸，一边擦一边说，没事的，妈妈在，妈妈在。

窗外的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泛起一层淡淡的、鱼肚白的亮光。那亮光很弱，像一块被水洗了无数遍的布，颜色都洗没了，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将明未明的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但新的一天，对沈岸来说，和旧的一天没有什么区别。他还是躺在床上，还是插着管子，还是烧着，还是瘦着。还是不会好起来。

但他妈妈在。

我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