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病房的灯调成了夜灯模式,昏黄的光落在顾言的脸上,她的脸色还是白的,嘴唇干裂起皮。输液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落,像时间在数着什么。温晚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头靠着墙,眼睛半闭着。李轻舞坐在另一边的椅子上,手里握着顾言的手,没有松开。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皮鞋踩在地板上,声音很重,像锤子砸在人心上。温晚睁开眼睛,李轻舞也抬起头。病房的门被猛地推开了。
顾言的父亲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哭的还是气的。他身后站着顾言的母亲,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风衣,脸色苍白,嘴唇在抖。顾父走进来,一眼看到躺在床上的顾言,脸一下子涨红了。他走到床边,盯着顾言,胸口剧烈地起伏。
“你干了什么?”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压抑到极点的愤怒。
顾言睁开眼睛,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问你,你干了什么?”顾父的声音提高了,手在抖,“你知不知道外面怎么说的?你知不知道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我什么感觉?我女儿躺在医院,大出血,药物流产——你才十八岁!”
顾言没有说话。她的眼睛干涩,没有眼泪,只是看着父亲,像看一个陌生人。顾父伸出手,想打她,手举在半空中,停住了。他的手指在抖,整个手掌张着,像一只不知道该落在哪里的鹰。他收回了手,转过身,对着顾母吼了一句:“你教的好女儿!”
顾母没有回答。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她的眼泪在流,但她的脚像钉在了地上,一动不动。顾父转过身,又看着顾言,声音更大了:“谁干的?说!谁把你搞成这样的?”
顾言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她的目光从父亲脸上移开,移到门口的母亲身上。顾母站在那里,眼泪从脸上滑下来,但她没有走过来。她没有走过来握住女儿的手,没有走过来帮她擦眼泪,没有走过来挡住丈夫的怒火。她只是站在那里,哭。
顾言看着母亲,眼里没有眼泪,没有哀求,没有恐惧。只有恨。深深的、沉甸甸的、像石头一样压在眼底的恨。顾父还在逼问:“你说话!谁干的?是不是那个姓白的?是不是他?”他转过头,看着温晚和李轻舞,“你们是他同学?是不是白歌?”
温晚站起来。“叔叔,不是白歌。白歌已经回学校了。”
顾父愣了一下,又看着顾言。“那是谁?你说!”
顾言没有说话。她闭上了眼睛,眼泪从眼角滑出来,顺着脸颊流进枕头里。她没有擦,也没有睁眼。顾父站在床边,喘着粗气,拳头握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握紧。顾母终于走了过来,拉了拉他的袖子。
“别问了。她身体还没好。”
顾父甩开她的手。“身体还没好?她干了这种事,身体能好?她以后怎么见人?我们怎么见人?”
顾母没有再说话。她低下头,看着女儿。顾言没有看她。
温晚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眼眶红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轻舞握着顾言的手,感觉到她的手指在抖,不是害怕,是冷。李轻舞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她的肩膀。顾父在病房里走了几圈,最后停在窗边,背对着所有人。他的肩膀在抖。
“你好好养着。养好了,再说。”他的声音哑了,像砂纸磨过铁板。
顾言没有回答。顾父转过身,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你妈在这陪你。明天我再来看你。”他走了。皮鞋声渐渐远去,走廊里又安静了。
顾母走到床边,坐在温晚刚才坐的椅子上。她伸出手,想摸顾言的脸,顾言偏过了头。顾母的手停在半空中,收了回去。她低下头,肩膀一抖一抖的,没有哭出声。顾言睁开了眼睛,看着天花板,不看母亲。
李轻舞站起来,拉了拉温晚的袖子。“我们出去一下。”
两个人走出病房,站在走廊里。走廊的灯亮着,白得刺眼。温晚靠在墙上,眼泪流了下来。
“轻舞。”
“嗯。”
“她妈为什么不帮她说话?”
李轻舞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
“她爸逼问她的时候,她看她的眼神,好可怕。”
李轻舞没有回答。她想起顾言看母亲的眼神——不是恨母亲,是恨母亲的不作为。恨她站在那里,哭,却不过来。恨她明明看到了女儿的痛苦,却连一句“别问了”都说得那么小声。恨她最后走过来,却不是因为心疼,是因为丈夫让她来。
病房里,顾母坐在床边,低着头。顾言看着天花板,不说话。输液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落,像时间在数着什么。窗外的北京,灯火通明。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一个女孩,刚刚失去了她的孩子,失去了父母的信任,也许还失去了自己。
凌晨三点,顾母去办了手续,把顾言从普通病房转到了单人病房。病房在走廊尽头,安静得多,没有其他病人的呼噜声和探视者的嘈杂声。李轻舞和温晚帮忙收拾东西——把顾言的洗漱用品摆进洗手间,把带来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把被子理好。顾言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输液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落。顾母站在窗边,看着窗外,背对着所有人。
“轻舞,温晚,谢谢你们。”顾母的声音很轻,没有回头,“你们回去吧。明天还要上课。”
李轻舞看了温晚一眼,温晚点了点头。两个人走出病房,轻轻带上了门。走廊里很安静,灯亮着,白得刺眼。李轻舞走了几步,停下来,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温晚站在她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