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心臟外科病房。
查房队伍比平时更加庞大。除了常规的住院医师、实习生,还有几位从“燎原计划”来观摩的基层医生,以及特意赶来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三个病例將涉及艰难的伦理抉择。
第一站,icu的17床。
孙立国躺在病床上,身上连接著心电监护、iabp泵、输液泵、呼吸机等设备。他面色灰暗,眼窝深陷,每一次呼吸都显得费力。看到江屿,他艰难地动了动手指。
“孙叔,今天感觉怎么样?”江屿俯身问。
“累……江医生……我太累了……”声音细若游丝。
江屿检查了监护仪:血压9258(在iabp和去甲肾上腺素0。2μgkgmin维持下),心率118次分(频发室性早搏),血氧饱和度91%,中心静脉压(cvp)18mmhg(偏高)。他拿起听诊器,双肺底可闻及湿囉音,心音遥远,可闻及舒张期奔马律(s3心音)。
“昨晚尿量只有200ml,今天早晨体重比昨天增加1。2公斤。”值班医生匯报,“血肌酐从156上升到189μmoll,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降到28mlmin1。73m2。”
液体瀦留,肾功能恶化——这是终末期心衰进入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標誌。江屿在心里快速计算:患者需要更强的心室支持,但肾功能不全限制了利尿剂的使用;需要更积极的血液净化,但低血压增加了crrt(持续性肾臟替代治疗)的风险。
“把去甲肾上腺素减到0。15,加用左西孟旦0。1μgkgmin。”江屿做出决定,“准备做右心导管检查,评估肺动脉压力和肺毛细血管楔压(pcwp)。”
“江医生,”孙立国的儿子小声问,“我爸他……还有希望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江屿示意家属到谈话室,同时让团队继续查房。
谈话室里,孙立国的儿子、女儿、老伴都在。三个人的眼睛都布满血丝,显然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我直接说吧。”江屿调出超声图像,“孙叔的心臟功能已经到了极限。目前的治疗只能勉强维持,但无法逆转。如果不升级治疗,可能撑不过一周。”
“怎么升级?”儿子急切地问。
“有两个选择。”江屿竖起两根手指,“第一,植入心室辅助装置(vad)。这是一个人工泵,植入左心室,帮助心臟泵血。可以延长生命,为心臟移植爭取时间。但费用很高——装置本身30万,手术费10万,术后每年抗凝和监测费用约5万。”
家属的脸色都变了。这个数字对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
“第二,”江屿继续说,“考虑转向姑息治疗。主要目標是减轻痛苦,提高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延长生命。”
女儿哭了:“江医生,我们……我们没钱啊……为了给我爸治病,房子已经抵押了,亲戚借遍了……30万,我们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
老伴握住江屿的手,手在颤抖:“江医生,有没有……便宜点的办法?”
江屿感到胸口一阵闷痛。这就是中国医疗的现实——技术有了,但很多人用不起;希望有了,但很多人够不著。
“孙婶,”他轻声说,“医院有减免政策,我可以帮忙申请大病救助,还有『生命接力基金。但即使这样,自付部分可能也要十几万。而且vad植入后,还需要长期管理,你们需要有心理准备。”
家属陷入了沉默。十几万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天文数字,但这是父亲活命的唯一希望。
“我们……我们再想想……”儿子艰难地说。
“好,今天下午给我答覆。”江屿说,“但我要提醒你们,孙叔的情况很危重,没有太多时间等待。”
离开谈话室时,江屿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他知道,这个家庭很可能选择放弃——不是不想救,是救不起。而医学对此无能为力。
第二站,普通病房9床。
刘小芸的情况完全不同。14岁的女孩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眼神明亮。她正在用平板电脑看动画片,看到江屿进来,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