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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手术刀下的哲学（第2页）

下午三点，医生办公室。

江屿正在写术后病程记录，陈建国推门进来，脸色不太好看。

“江屿，医务科找你。”

“什么事？”

“那个tavr手术的患者家属，把医院告了。”

江屿的心沉了一下。tavr手术——就是两个月前他给那个82岁老太太做的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手术很成功，老太太术后恢復良好，一个月后甚至参加了孙女的婚礼。怎么会被告？

“具体什么情况？”

“患者术后三个月，突然发生脑卒中。”陈建国把一份病歷摔在桌上，“ct显示是多发性脑梗死。家属认为是手术中脱落的栓子造成的，要求医院赔偿200万。”

江屿快速翻阅病歷。老太太术后一直定期隨访，瓣膜功能良好，没有感染，没有血栓。但三天前，她突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言语不清，急诊ct证实是脑梗死。

“做过tee（经食道超声）吗？检查瓣膜上有没有血栓？”

“做了，瓣膜乾净，没有血栓。但家属不听解释，坚持认为是手术问题。”陈建国嘆气，“医务科的意思是，不管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最好私下和解，免得影响医院声誉。”

“但如果不是我们的责任呢？”江屿抬头，“tavr术后脑卒中的发生率在3%-5%，这是已知併发症。我们术前知情同意书写得很清楚，家属也签了字。”

“理论上是的。”陈建国坐下来，揉了揉太阳穴，“但现实是，只要患者在治疗期间出问题，家属就觉得是医院的责任。而且这个患者年纪大，基础病多，就算走医疗鑑定，我们也未必能完全免责。”

这就是中国医疗的现实环境：不管医学有多少不確定性，不管疾病本身有多凶险，只要结果不好，医生和医院就要承担责任。

“医务科想怎么和解？”

“赔50万，签保密协议。”陈建国看著他，“江屿，我知道你不服气。但这是最稳妥的处理方式。你现在是医院的『明星医生，『燎原计划正在关键期，如果这件事闹大，对你、对科室、对医院都不好。”

江屿沉默。他知道陈建国说的是实情。医疗纠纷一旦进入公眾视野，就会变成舆论事件。媒体不会关心医学的复杂性，只会渲染“82岁老人手术后瘫痪，家属索赔200万”的標题。到时候，无论真相如何，医院的声誉都会受损。

“给我点时间，我去和家属谈。”江屿说。

“江屿，你別衝动……”

“我不是去吵架，是去沟通。”江屿站起来，“如果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认。如果不是，我也要让他们明白。”

陈建国看了他很久，最终嘆气：“去吧。但记住，无论结果如何，不要激化矛盾。”

下午四点，医院调解室。

不大的房间里坐著五个人：江屿，医务科副主任，还有患者家属三人——老太太的儿子、儿媳，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律师的年轻人。

气氛凝重。老太太的儿子赵国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眼睛红肿，手里紧紧攥著一份病歷复印件。

“江医生，我妈手术前还好好的，虽然心臟不好，但能走能说，生活能自理。”赵国强的声音嘶哑，“现在呢？躺在icu里，右边身体不能动，话也说不清楚。她才82岁，本来可以安享晚年……”

江屿没有打断，等他说完。

“我们知道手术有风险，”儿媳插话，“但你们术前说成功率90%以上，没说会中风啊！”

“知情同意书里写了。”医务科副主任拿出文件，“『术后可能併发症第三条：脑血管意外，发生率3%-5%。你们签了字的。”

“那些字那么小，条款那么多，我们哪看得懂！”赵国强激动起来，“医生只说『小手术，恢復快，我们就签了。要是知道可能中风，我们根本不会做！”

这是医疗沟通中常见的问题：医生为了取得知情同意，可能会不自觉地弱化风险；家属在焦虑和期待中，也可能只听想听的部分。

“赵先生，”江屿开口，声音平静，“首先，我对您母亲的状况感到非常难过。无论原因是什么，看到患者受苦，作为医生，我同样心痛。”

这句话让气氛稍微缓和。家属需要的不仅是解释，还有情感的认同。

“其次，我想解释一下您母亲的情况。”江屿调出手机里的影像资料，“这是她术前的颈动脉超声——双侧颈动脉都有斑块，最严重的狭窄达到70%。这是她术前头颅磁共振——已经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只是没有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