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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文学的种子（第1页）

1989年的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周景熙在zs採石场已经干了整整四个月。

四个月，一百二十多天，他搬过的石头可以堆成一座小山，打过的炮眼可以连成一条隧道。他的身体彻底变了样——肩膀宽了，胳膊粗了，手上的老茧厚得像一层壳，指甲断了好几片，新长出来的歪歪扭扭的，像被踩过的贝壳。他的后背上有好几道疤，是被飞溅的碎石擦伤的，最深的一道在左肩胛骨下面，有巴掌那么长，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他的脸上也有了沧桑的痕跡，颧骨更高了，眼窝更深了，皮肤被海风吹得又黑又粗，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但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口袋里攒下的钱。一千八百块。这是他这辈子拥有的最大一笔財富。

十月底的一个晚上，海风突然大了起来，从海上刮过来，呜呜地叫著，像一头饿狼在岛周围转悠。气温骤降，工棚里的被褥太薄了，他缩在被子里还是冷得发抖。工友们早早地睡了，鼾声此起彼伏，有人磨牙，有人说梦话，有人翻来覆去地折腾。周景熙睡不著，裹著被子坐在铺上，从背包里摸出那个在岛上小卖部买的新本子。本子很薄，纸很差，但他一直捨不得用，只在最想家的时候才写几行。他翻开本子，第一页上写著几行字，是来舟山那天写的，字跡歪歪扭扭的，墨水洇开了，有些字已经模糊了。他看了几行，又翻到新的一页，拿起笔，想写点什么。

但笔尖停在纸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他已经很久没有写字了。在zs市的工地上，他还会偶尔写几笔，记一记当天的工钱，算一算攒了多少钱，有时候也写几句想家的话。到了hz砖厂，写得就更少了，累得连笔都握不住，倒头就睡。到了zs採石场，他几乎把写字这件事给忘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搬石头、打炮眼、放炮，天黑透了才收工，回到工棚连衣服都懒得脱，直接倒在铺上就睡著了。他的世界里只剩下石头、灰尘、汗水和炸药，那些曾经在他脑子里闪闪发光的词——文学、梦想、未来——像被灰尘盖住的星星，黯淡了，模糊了，快要看不见了。

他握著笔，坐在昏暗的工棚里，听著窗外的风声和工友们的鼾声，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空了一样。他想写点什么，但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採石场的日子？那些日子有什么好写的？搬石头、打炮眼、放炮，日復一日，像一台机器，连想都不用想。写想家？想家有什么用？想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让他少搬一块石头。写梦想？梦想是什么？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了。作家？那是一个遥远的、可笑的、不切实际的梦。一个在採石场搬石头的工人，一个高中都没考上、在广州被人当小偷打过、在上海被人骗过、在杭州睡过西湖边长椅的人，居然想当作家？这不是笑话是什么？

他把笔放下，合上本子，塞回背包里。躺下来，把被子裹紧，闭上眼睛。但睡不著。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有一群蜜蜂在嗡嗡地飞。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石桥村，想起父亲母亲，想起李觉，想起蒋琪、周日乐、周起琼、蒋田园。他们都走上了自己的路，有的在读书，有的在当兵，有的在当老师，有的在当护士。只有他，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在灰尘和石头中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他想起了陈老师。那个在村里小学教语文的陈老师，白白净净的，戴一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想起陈老师把《吶喊》递给他时的样子，想起陈老师说“你有文学天赋”时的表情，想起陈老师说的“作家的责任是帮別人把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这些话像一颗种子，埋在他心里很多年了，被生活压著，被苦难埋著，但它没有死。它还在那里，等著阳光，等著水，等著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他突然坐了起来，从背包里再次掏出那个本子，翻到新的一页，拿起笔，开始写。这一次，他没有犹豫，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是秋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他写採石场——写那些灰白的石头，写碎石机的轰鸣声，写炸药爆炸时的震动，写工友们被石粉染白的头髮和眉毛。他写沈工头——写他那张被海风吹得像树皮一样的脸，写他骂人时凶狠、关心时笨拙的样子。他写那个四川来的工友——写他教自己搬石头时说的“用腿不用腰”，写他每次放炮前都要检查三遍引信的习惯。他写张老头——写他在hz砖厂时给他的那碗绿豆汤，写他说的“你还年轻，別在这里待太久”。

他写得很快，很急，像是怕这些字会跑掉一样。他写工棚里的鼾声和磨牙声，写海风颳过屋顶时的呜咽，写月光照在石堆上的影子。他写自己的手——那双曾经握笔的手，现在满是茧子和伤疤，指甲断了好几片，指缝里嵌著洗不掉的石粉。他写自己的背——那道被碎石划出的长长的疤，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提醒他离死亡只差几寸。

他写了很久，写了好几页，写到手指发酸，写到眼睛发花，写到窗外的风声渐渐小了，写到工友们的鼾声变得均匀而绵长。然后他停下来，把笔放下，看著自己写下的那些字。字写得很丑，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墨水洇成了一团，看不太清楚。但他不在乎。他写出来了。他把那些压在心里很久的东西写出来了。石头、灰尘、汗水、炸药、危险、孤独、想家、不甘心——全都写出来了。

他合上本子，把它抱在怀里，像抱著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这个本子很薄，纸很差，里面的字写得很丑，但它是他的。是他用自己的手，在採石场的工棚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它不值钱，没有人会出版它，没有人会读它，但它是他的。是他活过的证据，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谁的证据。

那天晚上，他抱著那个本子，睡了很好的一觉。没有做梦，没有惊醒，一觉睡到了天亮。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变了。说不清是什么，像是一扇关了很久的窗户被推开了，风吹进来了，光照进来了。他还是那个在採石场搬石头的工人，还是那双满是茧子的手，还是那道趴在背上的疤。但他不一样了。他又开始写东西了。他又想起自己是谁了。

他开始在每天收工之后写一点。不多，有时候几行，有时候一页，有时候写了又划掉，划掉又重写。他写採石场的人和事，写那些跟他一样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工友们，写他们的辛苦、他们的沉默、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无奈。他写四川来的老李，家里有三个娃，老婆身体不好，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自己只留几十块钱，抽菸只抽最便宜的，吃饭只吃最便宜的。他写安徽来的小王，才十九岁，比他还小，在採石场干了半年，攒钱准备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他写本地的小沈，是沈工头的侄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来採石场帮忙，每天带著一本书，休息的时候就看，说要自考大学。

工友们发现他在写东西，有的好奇，有的不解，有的嘲笑。“写什么呢？”老李凑过来看。“隨便写写。”周景熙把本子合上。“写小说？”老李的眼睛瞪得很大，“你还想当作家？”周景熙笑了笑，没有说话。“作家好啊，”老李说，“作家不用搬石头，坐在家里写写字就能挣钱。你好好写，將来当了作家，別忘了我们。”周景熙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知道老李是开玩笑的，但他把这个玩笑记在了心里。

也有人嘲笑他。“写那些有什么用？能当饭吃？”一个工友说，“有那功夫不如多睡一会儿，明天还要干活呢。”周景熙没有反驳，他知道工友说得对——写这些东西確实不能当饭吃，不能帮他多搬一块石头，不能让他少流一滴汗。但他就是停不下来。一旦开始写了，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关不上了。那些字从笔尖流出来，流到纸上，变成石头、灰尘、汗水、炸药、危险、孤独、想家、不甘心。这些东西压在他心里太久了，他需要把它们倒出来，倒在这个本子上，倒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里。

他开始在岛上小卖部买报纸。不是看新闻，是看副刊。小卖部的报纸不多，有时候是《舟山日报》，有时候是《浙江日报》，有时候是过期的，有时候是崭新的。他把副刊上的文章一篇一篇地看，看人家怎么写，怎么开头，怎么结尾，怎么描写，怎么抒情。有些文章他看得懂，觉得“这我也能写”；有些文章他看不太懂，觉得“人家写得真好，我写不出来”。但他不气馁，他告诉自己：人家是专业的，我是业余的；人家读了大学，我只读了高中；人家写了多少年了，我才刚开始。慢慢来，不急。

他开始模仿报纸上的文章写。人家写海，他也写海；人家写船，他也写船；人家写渔民，他也写渔民。但他写出来的东西总是差那么一点，像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他写海，写的是“海水是黄的，很咸”，人家写海，写的是“大海像一杯浓茶，苦涩而深沉”。他写船，写的是“船在海上摇，摇得人头晕”，人家写船，写的是“船是渔民的鞋，踩在浪花的脊背上”。他觉得自己写得太直白了，像白开水，没有味道。但他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得有味道，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书可以学。他只能自己琢磨，一遍一遍地写，一遍一遍地改。

有一天，他在《浙江日报》的副刊上读到一篇散文，写的是一个在採石场打工的年轻人。文章很短，不到一千字，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作者写那个年轻人的手——满是茧子和伤疤，指甲断了好几片，指缝里嵌著洗不掉的石粉。作者写那个年轻人的背——被碎石划出的长长的疤，像一条蜈蚣趴在身上。作者写那个年轻人的眼睛——没有光，像两口枯井。周景熙读完这篇文章，手在发抖。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满是茧子和伤疤，指甲断了好几片，指缝里嵌著洗不掉的石粉。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背——那道被碎石划出的长长的疤，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他跑到小卖部的镜子前看了看自己的眼睛——没有光，像两口枯井。

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他。不是他这个人，是和他一样的千千万万个在採石场、在砖厂、在工地上卖力气的年轻人。他们的手是一样的，背是一样的，眼睛是一样的，命也是一样的。有人把他们写出来了，有人替他们把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了。这就是陈老师说的“作家的责任”。

他把那篇文章剪下来，夹在本子里，每天收工之后都要看一遍。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也要写这样的文章。我要写石桥村，写父亲母亲，写李觉，写那些在田里弯腰、在山上割松脂、在工地上扛水泥、在砖厂里拉板车、在採石场里搬石头的人。我要把他们写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是这样活著的。

他开始更加认真地写。每天收工之后，不管多累，都要写一点。有时候写到半夜，手冻得握不住笔，就搓一搓，继续写。有时候写不出来，就坐在铺上发呆，想石桥村的事，想小时候的事，想那些读过的书、背过的诗。他把能想到的都写下来，不管好不好，先写下来再说。他知道自己写得不好，但他也知道，不写就更不好。写得多了，总会好的。

工友们对他的“写作”已经见怪不怪了。老李有时候会凑过来看两眼，说一句“写得好”，虽然他根本不认识几个字。小王有时候会让他帮忙写信回家，说“你读过书，写得好，帮我写一封”。他帮小王写了好几封信，每一封的开头都是“爸、妈，我在zs很好，你们不用担心”，结尾都是“儿在外，一切安好，勿念”。这些信和他写给家里的信一模一样，连字跡都差不多。他写著写著，忽然觉得，这些信也是文学。它们不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但它们是一个在异乡打工的儿子写给父母的家书，每一封都有思念，都有牵掛，都有说不出口的苦和不想让家人担心的谎。这些东西，比那些花团锦簇的文章更真实，更动人。

他开始想写一个长一点的东西，不是日记，不是隨笔，而是一个故事。一个关於採石场的故事，关於这些工友们的故事，关於他自己和其他千千万万个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不知道怎么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不知道用什么角度，不知道用什么语言。但他想试一试。哪怕写得不好，哪怕没有人看，他也要试一试。

十一月的zs已经很冷了。海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工棚里结了霜，被子太薄了，他每天晚上都被冻醒好几次。但他没有停，每天晚上还是缩在被子里，借著手电筒的微光写。手冻僵了，就放在嘴边哈几口热气，搓一搓，继续写。字写得越来越丑，但他不在乎。他只想把那些字写出来，写在纸上，留在本子里。

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写一个工友的故事，写到一半，忽然停电了。手电筒的电池也用完了，整个工棚陷入一片黑暗。他坐在铺上，手里握著笔，面前摊著本子，什么都看不见。窗外的风声呜呜地叫著，像有人在哭。他闭上眼睛，在心里继续写——不是写在纸上，是写在脑子里。他想那个工友的脸，想他说过的话，想他干活时的样子，想他坐在码头上看著大海发呆的背影。他把这些画面一个一个地记在心里，等明天有了光，再写出来。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他坐在黑暗中，睁著眼睛，在心里写了一个通宵。天亮的时候，他拿起笔，借著清晨的第一缕光，把脑子里那些字一个一个地写在纸上。他写得很慢，很认真，每一笔都端端正正的，像是在描红。他要对得起这些字，对得起这些人和事，对得起自己心里的那颗种子。

那颗种子，在他最苦最难的时候，在採石场的灰尘和石头中间，在他满是茧子和伤疤的手掌里，悄悄地发芽了。它还很嫩，很弱，风一吹就会倒，但它活了。它从泥土里钻出来了，伸出两片嫩绿的叶子，向著那一点点的光，拼命地长。

他不知道它能长多大，能长多高，能不能开出花、结出果。但他知道，它活著。只要它活著，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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