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有点累。”她睁开眼睛,看了看时间。十一点十五分。她已经工作了将近三个小时。
她想起了陈医生的建议:循序渐进。不要硬撑。
她拿起手机,给沈默发了一条消息:
“有点累了。”
沈默秒回:
“那就休息。不要硬撑。”
她想了想,然后站起来,走到陈总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
陈总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看到她,抬了抬眉毛。
“林晚棠?你回来了?身体怎么样了?”
“好多了,谢谢陈总。我今天回来复工了。不过……我想跟您说一下,我可能暂时没办法全职工作。医生建议我先从半天开始,慢慢恢复。所以我想……上午来上班,下午回去休息。您看可以吗?”
陈总看了她一会儿。那个眼神里有一些她不太确定的东西——也许是评估,也许是理解,也许只是好奇。
“当然可以。”他说,“身体是第一位的。你先把身体养好,工作的事不急。”
“谢谢陈总。”
“对了——”在她转身要走的时候,陈总叫住了她,“你那个A座的方案,我已经让别人接手了。你不要有压力,慢慢来。”
林晚棠愣了一下。A座的方案——那个她拖了两个月没有完成的、让她在工位上第一次崩溃的方案——已经被别人接手了。
她应该感到失落吗?那是她的项目,她花了三个月的心血。但此刻她感受到的,不是失落,而是一种奇怪的……如释重负。
“好的,谢谢陈总。”她说。
走出陈总办公室的时候,她意识到一件事:她并没有因为失去那个项目而感到“不够好”。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的她会觉得这是对她能力的否定,会觉得“我果然不行”,会觉得“陈总对我不满意了”。但现在,她只是觉得:好,这个压力没有了。我可以从更简单的项目开始,慢慢找回节奏。
这——也许——就是治疗带来的变化。不是她变得“不在乎”了,而是她学会了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下的”。她不再把每一个工作上的变动都当作对自己价值的审判。
那天下午,她回到家,睡了两个小时。
醒来的时候,窗外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橘红色,斜斜地照在地板上。她躺在床上,听着外面小区里孩子们放学回来的声音,觉得一切都安静而平和。
她拿出手机,给方老师发了一条消息:
“今天复工了,只上了半天,但感觉还好。”
方老师回复:
“很好。记住这个感觉。你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