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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相煎何急（第2页）

我笑了。说：“我怎么会侵害到你的工作利益？你是我的上司、你给我分配工作，我服从你的领导。”

“那为什么我让你去做的事你不去做？”她说。

“我认为你并不尊重我。我是作为经理聘来的。并不是你的第二个秘书。我觉得做什么事，你至少应该事前征求我的意见，而不应该当着秘书面对我颐指气使。”

“我是把你当成朋友。否则，换别人，我让他们做什么就得做什么，何用商量？”

“这就不对了。”我笑着说：“这是在外国公司。除了老板，大家都是打工仔。谁受得着谁的气？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没有什么不好商量。如果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凭什么尊重你呢？”我真诚地说：“龚经理，你比我大10多岁，我是把你当成大姐来尊重的。你比我经历的事儿多，你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小妹妹来对待。我们之间为什么你争我斗，让别人看玩笑呢？要知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龚女士说：“那不一定。”说话语气没有刚才激烈了。但还是说：“我相信在我和你之间选择老板肯定选择我而不是你。毕竟我已经为他工作了一年多，他得依靠我做市场。”

我说：“老板选择谁除了老板我们谁都不知道。在不知道之前各人的比率占50%。我要说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让老板去做这样的选择呢？更何况如果我离开了，是不是老板就不会再聘经理呢？都是谋生，都是替老板打工，何必相煎太急。我这个人，并没有野心。也没想过在这个公司有多大发展。我只是挣我的一份工资，完成我的一份工作。而且我愿意和你合作，配合你做工作。”

龚女士听完我这番话，平静多了。说：“这得怪老板。你评评这个理。他聘一个销售经理，居然不和我商量一下。我是主管，可我手下的人都不是我找的。都是他聘的，让我怎么管理？再个了，我在公司实际上就是个部门经理，他又聘个经理什么意思？我想任何人面对饭碗可能会丢掉的危险，她能不抗争？”

我问：“为什么你认定了我会抢你的饭碗？”

她说：“如果你能干我的一切工作，老板何必不聘一个工资低的人，而去聘一个工资高的人？”

我沉默了。她说的不无道理。她的忧虑不无道理。一时间，我对她的怨气全消。想想谁活着都不容易。就说龚女士吧，这一个多月，她所承担的精神压力远远胜于我。我相信我了解她。我了解她强悍的外表下的不自信。否则，她不会对我的到来持这种敌意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很同情她。她对这份工作的需要程度远远胜过我。因为她年纪大了，很难再有什么机会。而我年轻，生活刚刚开始。我并不怕失去这份工作。但她怕。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她怕，因为她不自信。

于是我说：“龚经理，不必顾虑太多的东西。至于对我，我不是来抢你饭碗的。而理智的说，只有我们合作，大家才不会丢掉饭碗。如果我们再这么打斗下去，逼着老板在我们之间做个什么抉择，那我有走的可能性，而你同样存在这个可能性。而我们合作，好好地把工作干好，这种可能性可降低到最低限度。”

她不假思索地说好。

我相信我们这番谈话并不能打消她的疑虑，但我希望我的真诚能消除了对我的一些敌意。

表面看起来我们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只有我才清楚，这种缓和是极其脆弱不堪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促成我和她的关系骤然紧张。

龚女士永远不会明白我的思维。她做事只看功利效果，不看长远。因此我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便常常不得不忍受她的诘难、唠叨。诸如：“别请人吃了这顿饭，什么事也办不成”，“别送了礼，人家事办不好”……等等。我实在厌烦。人的思维真是只能靠灵犀，而不是靠解释的。解释于我真是一件苦之又苦的差事。杨智和朱先生属于那种有灵犀的人。我和杨智也合作做事，但几乎没发生过任何冲突。而和龚女士，怎么这么累？

朱先生一次来京，问起我的工作，我一副愁眉苦脸。朱先生一听便知端倪。便说没想到龚女士这么不自信。我怎么可能不给她饭碗。这是个大公司。只要没有大错，只要你尽职尽责，公司一般不会解雇人。除非你辞职。我问朱先生我并未招惹她她为什么这么忌讳我。朱先生说你的存在对她就是一种威胁。我大呼冤枉。朱先生劝我不要太敏感。我说敏感有什么不好？他说别人只是凭本能做事而你已经从本能中得出逻辑思维推理，何必什么事这么明白给自己带来烦恼。说心里话，我佩服朱先生的敏锐和犀利。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认真交谈，但感觉极易理解和沟通。我无需向他解释什么说明什么。朱先生会是我的好老板，可惜他不在北京。否则我会从他身上学很多东西。

我对朱先生印象很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来W公司是为了朱先生。因为他能在短短的时间里了解我欣赏我并且敢聘用我。自古有“士为知己者死”。我对朱先生没这么严重，但在人生自我奋斗中，我深深感到要遇上一个能识我又敢用我的老板真难。因此我十分珍惜这次工作机会。要不是遇上了龚女士，要不是把我放在了这么个微妙的位置，我想在W公司，我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得到施展的。因为朱先生相信我的做事能力，敢把工作交给我做，并且尊重我的做事方式。可惜朱先生远在香港。把我放在了一个完全不懂我思维不说，还常常要对我做的事评头论足，制造干扰因素，而我还须服从她的领导的龚女士下面，这种痛苦不是身临其境是难以感受的。

也许朱先生能感受。如果他在北京。可他不在。而且他太忙。中国几个大项目都是他在管。他的精力根本无暇顾及具体的公司事务。只是偶尔来北京了，才会觉到点什么。感觉到了，也只能和一和稀泥。有时，连和稀泥的时间都没有。

因此，我依然得直面龚女士。

而我渐渐发现，我和她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在我和秘书王小姐之间，她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她。而在我和龚女士之间，王小姐义无返顾地选择了龚女士。因此在这个部门，我相当孤立。其它部门的人也明白就里，议论起来，也说业务部的王小姐都成了她的私人秘书了。

我并不在乎她和王小姐对我怎么样。你们要回避我，好，我不介入你们的工作。你们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好，我不去关心。我自己选择业务选题，做自己的工作。当然，我的工作，她们颇想参预，但苦于插不上手。于是，她们也把她们的工作看得紧紧的，生怕我分去他们的“劳动成果”。我觉得极没劲。从内心说，我希望用平视的目光去对每一个人。但是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鄙视人类一些卑下的行为。这并不是我自己有多伟大。再伟大的人也难免有卑微的时候，更何况我们芸芸众生。但有一点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很本色，我不虚伪。对于我优秀的地方，我不会放过自己的机会；对于我的弱点，我也不怕谈及。这往往，给我的敌人提供了攻击我的口实。可我不在乎，我也不解释。当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一种自然天成的时候，我已经懒得解释了。

于是，矛盾又开始迭生。

一次展览会，我们公司的产品在那儿展览。当龚女士和王小姐忙于收客户名片，并为之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已把这个产品的市场跃然在胸，而且已经了解到从何处去寻找这些客户。于是，我没有去和她们一样收这些名片。这些名片，客户会给我们，也会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因此，重要的是发现对我们产品感兴趣的潜在客户。于是展览会上，我表现缄默的时候多。而我的缄默惹恼了龚女士。她认为我工作不积极不认真，不如王小姐。因为此，她们认为此次展览会功劳全是她和王小姐的，不愿让我染指。因此原定展览会结束次日，我们应该一起分析展览会资料，写出报告，向老板汇报。她却谎称她和王小姐要轮休一天，让我也不用来了。我于是休息了一天。

不料，次日上班，考勤表上她俩的名字跃然纸上。而我的名字被朱先生重重地画了个圈，旁边批注“为什么不上班？”周围的同事告诉我，她们昨天忙着整理名片、资料，给香港写了报告已经传真过去了。我当时只觉得血往上涌，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向杨智说了情况，杨智也不好说什么，只说朱先生若问，他会帮忙解释。

但事已至此，解释有何用？

这件事因为朱先生的批注闹得公司尽知业务部内部分歧。龚女士次日来后，也感觉到我的愤怒。于是解释了半天。

我正色说：“这种事再发生，除了让别人笑话，没有任何其它效果。”我认真向她表示。我这人很倔的。我要干什么事，就会认真去达到我的目的。在业务部也一样。我会长期认真干下去的。不管遇到多大困难？

表面上一场风波过去了。但只有我知道我和她之间没有结束的时候。

通过半年和龚女士的接触。我发现，她是一个很麻烦的女人。能力有限，却抓权。她不仅和我斗，还和杨智斗。只是因为杨智是朱先生的助理，她无奈而已。但对我，随着她从朱先生那儿获得能保住饭碗的允诺后，随着我对她从形式到内容的服从命令的态度确实以后，她也正而八经地摆起她业务主管的架势来。不时地跟我强调级别问题。由她直接对香港，我对她。而同时，她又不让王小姐按级别对我，依然和她伙在一起做事。我太理解她的心态。她是这么地希望在公司被尊敬、被认同，希望有一种名副其实的权力。可是人的威信、认同靠的决不是职位，而是你做的事，你的能力。如果你没有，那就不要去追求什么权力，否则除了贻笑大方，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我的经历教会我的是，当你是个人物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人物看；当你不是人物的时候，也不必有自己不是人物而自卑。因此我遇荣不宠，遇辱不惊。我并不在乎人们对我怎么评价。是好是坏，我都是我。

可遗憾的是，我不把自己当人物，可龚女士他们太把我当人物了。琐琐碎碎的摩擦中，我觉得很累，感觉内力在消耗。这决不是我来W公司的初衷。

这依然得怪朱先生，如果他能让每一个人责权利分明，让每一个明白自己的定位，各司其职，这些摩擦是可以避免的。而目前似不可能。朱先生是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这种管理公司的方式其实是对公司恶习的一种纵容。恶的东西得不到抑制，善的东西怎么可能发扬？在他的思维中，他希望维持现状。因此，他不会解雇龚女士，也不会解雇我。在我和龚女士关系上，他采取了一种和稀泥的方法。并且几次想把我调离她的管辖下，以避免矛盾。但这种和稀泥的行为本身，已经伤了我的自尊心，打击了我的积极性。尽管我很清楚，从个人意义上讲，朱先生欣赏我。但是问题是我和他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而不是朋友。作为公司关系，不扬善抑恶，是会失去民心的。

于是，我决定对朱先生说一声抱歉了。尽管我这么想在W公司做下去；尽管我这么感激朱先生的伯乐之举（那怕是即兴的）；尽管我这么感谢朱先生在W公司为我提供的较之别人优厚的条件。但是，一个公司不会用人，就不会是一个有活力的公司。在一个没有活力的公司做事，钱挣得再多，也是对人力的一种浪费。所以我选择了走。

至于龚女士，我的走于她无疑是欢欣鼓舞的事。我还记得当我把辞职信递过去让她签字的时候，她甚至来不及问我一声辞职后干什么，一把抢过信，迫不及待地签了字，生怕我后悔。末了，还问一声要是朱先生不批怎么办？我坦然地笑了。我说朱先生会批的，因为他会知道我为什么走。即使他不批，我也会走的。但我没有留给她的话是，我走了，再来一个比我还能干的李小姐、陈先生怎么办？再重演一遍类似我的故事？如果故事的结果是另一种结局呢？

但这已经与我无关。

我就要去一家欧美大公司就职了。W公司的经历会成为我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我希望我去的新公司多一些朱先生和杨智，少几个龚女士和王小姐。我想结局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