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怎么了?”
“警察走了。他们不信我姐的话。我爸把那几个人叫回来了,要把我姐送到那个男人家去。你快来,你快来啊——”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人在高声说话,有东西被摔在地上,然后电话断了。
周嵘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踩下油门。
车速表上的数字跳到了一百八。
他没有再说话。他只是盯着前方被车灯照亮的路面,一遍一遍地在心里念着她的名字。
南峥。南峥。南峥。
等我。
阁楼里。
南峥听见楼下的动静变了。脚步声来回走动,有人在搬东西,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用她听不懂的方言快速地交谈着什么。
她知道警察走了。
她刚才听见了警笛声,听见了有人在院子里说话,听见了她妈尖着嗓子说“没有没有,我闺女没回来,你们搞错了”。然后警笛声又响了,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
希望破灭的声音,原来是这样的——不是轰隆一声,是呜哇呜哇的声音越来越远,远到听不见,然后一切归于寂静。寂静比任何声音都可怕。
她靠在墙上,没有哭。她已经没有眼泪了。眼泪在之前那场控诉里流光了,在周嵘的胸口流光了,在那些无数个以为能得救的瞬间里流光了。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连眼泪都没有了。
她听见楼下的人在商量什么。声音压得很低,但她还是能听见一些片段——“天亮之前送过去”“别让她喊”“麻袋,对,用麻袋”。他们在安排怎么把她运走。像安排怎么运一车白菜。几点装车,走哪条路,送到哪个地方。每一步都想好了,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妥了。
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她爸妈收了钱,把她卖了。那她走了之后,这十二万会用来干什么?给她弟交学费?翻修房子?还是存起来,等过几年再用同样的方式,给她弟娶一个像她一样的媳妇?
她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
她只知道,这十九年,她在这个家里,从来不是一个女儿。她是一件商品,从出生那天起就贴着价签,等着被卖掉。价签上的数字在变——小时候是学费,长大一点是彩礼,现在是十二万。数字变来变去,但本质从来没有变过。
她就是一头猪。被养大,被过秤,被卖掉。然后被宰杀。
门外的脚步声又近了。不是浩宇的脚步声——是成年男人的,沉重的,带着酒气的。有好几个人。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金属碰撞金属,咔嗒咔嗒。锁开了。
门被推开的时候,走廊的灯光照进来,刺得她睁不开眼。她眯着眼睛,看见几个黑影站在门口。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个蛇皮袋,化肥袋子的那种,蓝白相间的条纹,和她在老家院子里见过无数次的袋子一模一样。
“把她装进去。”有人说了这么一句。声音不大,语气平淡,像是在说“把桌子上的碗收了”。
有人蹲下来,扯开蛇皮袋的袋口。她闻到了尿素的味道,刺鼻的,混着尘土和霉味。有人抓住她的胳膊,把她从地上拽起来。绳子被解开了,手腕上的勒痕露出来,红紫红紫的,破了皮的地方渗着血。她还没来得及活动一下麻木的手腕,就被塞进了蛇皮袋里。
麻袋套下来的那一刻,世界暗了。
她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麻袋布料蹭着她的脸,只有尿素的刺鼻味道灌进她的鼻腔,只有那些人的手隔着麻袋按着她的身体,把她像一袋货物一样从地上抬起来。有人在笑。还是那种笑声,粗粝的、下流的、不把人当人的笑。
她被人扛着下了楼。她感觉到楼梯的颠簸,一下一下,每一下都撞得她胃疼。她听见她妈在门口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不大,听不清,但语气里没有不舍,没有犹豫,甚至没有如释重负——什么都没有。像送走一袋垃圾,或者卖掉一头猪。不值当有任何情绪。
她被扔上了一辆车。是电动三轮车。她能感觉到车斗的颠簸,麻袋底下的铁板很凉,凉意透过衣服渗进皮肤。三轮车发动了,嗡嗡的声音从身下传上来,震得她骨头都在发颤。
车开了。路面不平,颠得很厉害,她的头在麻袋里撞来撞去,后脑勺磕在铁板上,磕得她眼前一阵一阵发黑。
她透过麻袋的缝隙看见了一点光。不是灯光,是天光。灰白色的,微微泛着蓝,是天快亮的时候的那种颜色。原来已经过了一整夜了。从她被关进阁楼到现在,已经过了一整夜了。那一夜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又短得像一声叹息。
三轮车碾过一块石头,车身猛地颠了一下,她的脚后跟磕在铁板上,疼得她闷哼了一声。她咬着嘴唇,把那声喊吞了回去。
她想到了周嵘。
他说他在来的路上。他说等他。可是他从北京过来,九百公里,十一个小时。她等不到了。天已经亮了,她已经被装在麻袋里,扔在三轮车上,像一袋水泥一样被运往一个她不想去的地方。
她想:这半年的钱,他算是白花了。
她本来还想以后报答他的。读完大学,找个工作,挣了钱,把他花在她身上的那些钱一笔一笔还给他。学费、生活费、买衣服的钱、吃饭的钱、住在他家里的那些日子的钱——她都想还。她不喜欢欠别人的,哪怕是他,也不行。
现在还不上了。
她自嘲地笑了一下。嘴角动了一下,然后笑容就消失了。不是因为她不想笑了,是因为她忽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你不用还。”他说“不用还”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不需要商量的事。她当时没有信。她以为他说“不用还”,是因为他知道她还不起,所以故意这么说,好让她不觉得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