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段,江振华先开口:“我爸说话直,你别介意。”“没有。”杨冬梅轻声说,“江伯伯是实在人。”“我在部队待久了,不会说漂亮话。”江振华顿了顿,“但我爸说得对。我这一走,可能一两年,可能更久。西北……条件苦,离得远。你如果……”他没说完,意思却明白。杨冬梅停下脚步,抬起头看他。江振华也看着她,眼神清亮,坦坦荡荡,等着她的回答。“我弟也是军人。”杨冬梅忽然说,“大姐夫、二姐夫、三姐都是,我爹以前也是。我知道军人的日子什么样。”她没直接回答,但这话里的意思,江振华听懂了。他眼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很快又沉下去,化作更深的沉稳。“这个给你。”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没封口。杨冬梅接过来,打开。里面是张照片——江振华穿着军装站在戈壁滩上,身后是连绵的雪山。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1965年秋,于喀喇昆仑。”还有一本小小的笔记本,蓝色封面,边角已经磨得发白。“照片是留个念想。”江振华说,“笔记本你备课也许用得着。”杨冬梅摸着笔记本粗糙的封面,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个人,话不多,可做的事,件件实在。“谢谢。”她抬起头,很认真地说,“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嗯。”江振华点头,“到了我给你写信。”两人继续往前走。快到杨家胡同时,杨冬梅又停下:“江同志,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问。”“西北……到底什么样?”江振华沉默了一会儿。秋夜的风吹过,带着沁人的凉意。“荒。”他说了一个字,顿了顿,“但干净。天特别蓝,星星特别亮。夏天太阳毒,冬天风像刀子。可在那儿待久了,就觉得……心里也干净了。”他说得很简单,但杨冬梅听懂了。那是一种磨砺后的纯粹,像他打磨的那枚红五星。到了院门口。杨冬梅转身:“我到了。”江振华看着她,忽然抬手,敬了个军礼。还是那个干净利落的动作,在路灯下,格外郑重。“杨老师,再见。”“再见,江同志。”杨冬梅走进院子,关上院门。背靠着门板,她能听见门外江振华的脚步声,沉稳,有力,渐渐远去。她站了好一会儿,才走进堂屋。屋里亮着灯。孙氏在纳鞋底,杨大河在看报,杨平安还没回来。五个孩子在西厢房背书,稚嫩的声音传过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杨冬梅在椅子上坐下,手里还攥着那个信封。孙氏抬头看她一眼,没说话,继续纳鞋底。但嘴角,悄悄弯起一个弧度。杨大河放下报纸,倒了杯热水递给她:“去他家了?”“嗯。”杨冬梅接过水杯,水温透过搪瓷杯壁传到掌心。“怎么样?”“实在。”杨冬梅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像咱家人。”杨大河点点头,没再问。夜深了,杨平安才回来。带回一身机油味,眼睛却亮晶晶的。“试车成功了。”他说得简单,可话里的分量,全家都懂。杨冬梅看着他,忽然想起江振华说的“西北少水”。平安在厂里攻坚克难,江振华在边疆保家卫国——两个年轻人,在不同的战场上,做着同样重要的事。她回到自己屋里,关上门。打开信封,拿出照片。照片上的江振华站在苍茫天地间,身姿挺拔得像棵白杨。戈壁的风吹起他的衣角,他望着远方,眼神里有种她说不清的东西——像远山,像深潭,沉静而坚定。她把照片轻轻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窗外,秋虫还在鸣叫,一声,一声,像在诉说着什么。夜还长,路还远。但有些事,就像戈壁滩上的星星,一旦亮起,就不会熄灭。---三天后,江振华要回部队了。临走前一天,他正式来杨家拜访。提了两瓶汾酒,一条大前门烟,还有一包从省城买的点心。杨大河和孙氏在堂屋接待他。杨平安特意提早回来作陪。五个孩子在院里玩,小脑袋却时不时往堂屋门口凑,好奇地张望。谈话正式而家常。杨大河问部队生活,江振华答得简洁实在;孙氏问家里情况,江振华说父母身体还好,哥哥在供销社工作;杨平安问西北的气候地理,江振华说了些能说的,不该说的一个字没露。最后,杨大河开了口:“振华,你是军人,保家卫国是你的责任。冬梅是教师,教书育人是她的责任。你们要是……我们做父母的,支持。”这话是定调了。江振华站起身,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谢谢叔叔阿姨。我会对冬梅好。”他说得不多,但每个字都扎扎实实。吃过晚饭,杨冬梅送他到胡同口。秋夜的风已有些刺骨。“明天几点的车?”她问。“早上六点。”江振华看着她,“不用送,太早。”“嗯。”杨冬梅低下头,脚尖无意识地碾着地上的落叶。“这个给你。”江振华从怀里掏出个军用水壶,壶身漆色已有些斑驳,“我在部队用的。你……留着。”杨冬梅接过来。水壶还带着他的体温,沉甸甸的。“到了写信。”“嗯。”“注意身体。”“你也是。”江振华忽然抬手,很轻地碰了碰她的辫梢,很快又收了回去。“我走了。”他转身,大步离开。军靴踩在青石板上,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一声,一声,像是踏在谁的心上。杨冬梅站在胡同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深处。手里攥着那个水壶,壶身有一行模糊的字,她凑到路灯下仔细辨认——“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字迹已经淡了,但每一笔,都深深印在铁皮上。就像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遇见,就再也忘不掉。:()穿越1959,成了家里的顶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