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工作组就到了。三辆吉普车开进976厂大门,直接停在厂部办公楼前。郑国栋第一个下车,五十出头,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脸上没什么表情。高和平带着厂领导班子在门口迎接。握手,寒暄,引路。杨平安站在技术科二楼的窗口,看着这一幕。顾云轩站在他身边,有些紧张:“平安哥,咱们要不要下去?”“不用。”杨平安说,“该干活干活。”可他没动,一直看着郑国栋走进办公楼,才转过身来。办公桌上,摊着“猎鹰”的全套技术档案。立项报告、设计方案、试验记录、工艺文件……一共十七册,堆起来有半人高。这些都是他带着技术科的人,熬了三个晚上,重新整理、核对、装订的。每一页都有签字,每一处修改都有记录,每一个数据都有来源。“拿下去吧。”他对顾云轩说,“送到厂长办公室,就说‘猎鹰’项目技术档案已备齐,请工作组审阅。”顾云轩抱起那摞档案,沉甸甸的。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杨平安已经坐回桌前,拿起铅笔,在图纸上画了起来。好像外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可顾云轩知道,不是无关。是把所有的紧张、担忧、不安,都沉到心底最深处,面上只留出该有的平静。就像杨家小院关上的那扇门。不是封闭,是守护。顾云轩深吸一口气,抱着档案下了楼。走廊里传来他的脚步声,一声,一声,稳稳的。窗外的杨树上,最后几片叶子在风里摇晃。但树根,已经扎得很深了。档案送上去三天了,没有回音。技术科的日子照旧过。杨平安每天七点半到办公室,看图纸,开碰头会,下车间。顾云轩跟在他身边,该记录记录,该跑腿跑腿。陈树民泡在试制车间里,对着那个新搭的小炉子琢磨温度曲线。可空气里悬着点什么。工作组住在厂招待所三楼,五个房间,窗帘总是拉着。吃饭在招待所小食堂单开一桌,不跟厂里人一起吃。每天上午九点准时到厂部办公楼,下午五点离开。路线固定,从招待所到办公楼,两点一线。厂里有人偷偷算过,五分钟的路,他们走了三天。高和平每天要去汇报一次。回来时,脸上的表情一次比一次淡。“郑组长问得很细。”第四天下午,他来找杨平安,关上门才开口,“‘猎鹰’的设计思路,每个决策过程,每个人的分工……他都问。”“档案里不都写着吗?”杨平安手里的铅笔没停。“写着,可他要听人再说一遍。”高和平坐下来,揉了揉眉心,“特别是你那些超前思路的出处。苏联期刊的卷期号,研究所调研的具体日期,老师傅的名字和原话……他都要一一核对。”杨平安放下铅笔,抬起头:“核对出问题了吗?”“没有。”高和平说,“你准备得太细了,细到……有点不像年轻人做的。”这话里有话。杨平安听懂了。太周全,太严谨,反而让人生疑——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想得这么周全?“郑组长什么态度?”他问。“看不出态度。”高和平摇头,“脸上没表情,话不多,问的问题都戳在点子上。我跟他汇报时,他就在本子上记,写一个字,笔尖在纸上顿一下,像在掂量什么。”办公室里静了一会儿。窗外的杨树叶子又落了几片,黄灿灿的,在风里打着转。“让他掂量。”杨平安重新拿起铅笔,“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厂部办公楼三层的会议室,连着五天没换过地方。郑国栋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猎鹰”的技术档案。十七册,他一本一本翻,一页一页看。眼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后的眼睛眯着,看得很慢。四个组员分坐两边,各自看着手里的材料,偶尔低声交流几句。会议室里只有翻纸的声音,沙沙的,像秋风吹过枯叶。“王处长。”郑国栋忽然开口,声音不高,但会议室里立刻静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抬起头:“郑组长。”“这份试验记录,”郑国栋指着面前翻开的一页,“第三轮悬挂系统耐久试验,数据很漂亮。可我记得,两个月前,这个系统还在漏油。”“是。”王处长推了推眼镜,“当时是密封圈的问题。杨平安同志提出了多层复合的思路,陈树民工程师负责工艺攻关,做了十七轮试验才解决。”“十七轮试验的记录呢?”“在后面附件里,从第七册到第九册。”郑国栋翻到第七册,找到那一部分,看了很久。手指在数据表格上慢慢移动,一行,一行。“温度曲线控制得这么准,用的什么设备?”“厂里自制的简易炉,加了精密温控仪。”“哪来的温控仪?”“总装去年调拨的,型号是……”“调拨单呢?”“在设备科档案室,需要调阅吗?”郑国栋摇摇头,继续往下看。又看了十几分钟,才问:“杨平安今年多大?”“十九。”王处长顿了顿,“省工学院机械系三年级,特殊培养生。”“十九岁。”郑国栋重复了一遍,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我十九岁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修枪。”他没往下说,重新戴上眼镜,继续看档案。会议室里又只剩下翻纸声。:()穿越1959,成了家里的顶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