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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门阀观念（第2页）

杜甫还有一首诗《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则是在和李姓王朝讲世交。

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

……

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

六宫师柔顺，法则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

王砯的高祖父是礼部尚书王珪，杜甫的曾祖姑是王珪的夫人。诗中叙述了一段在杜甫认为是很重要的故事。据说在隋朝大业末年，王珪很穷，和房玄龄、杜如晦是亲密的朋友。有一次房、杜两人同李世民一道来访问王珪。李世民当时只有十八岁。王珪的夫人隔着窗户看到了李世民，认为是非凡的人，她私下把头发剪下来卖成钱，治酒款待了这几位客人。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王珪也位至尚书。李世民和王夫人以“嫂叔”相称，夫人的德性化及于宫阃。这样一位夫人是杜甫的“曾老姑”，不用说杜甫是引以为荣的。

关于剪发治酒的故事可以令人联想到晋人陶侃的母亲。《晋书·陶侃传》：“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后来侃因范的推荐，逐渐显达。杜甫的曾老姑显然仿效了陶母。但是，关于这个故事却有不同的说法。《新唐书·王珪传》载王珪母李氏嘱王珪引房玄龄、杜如晦来其家，窥见之，以为二人乃公辅才，敕备酒食款待。没有说到李世民，也没有说到杜氏夫人剪发。因此，有人对杜甫的诗怀疑。但事关杜王两家，如果杜甫捏造，王砯怎能坦然相信呢？《新唐书》的撰述者是宋人，应该是传闻失实，或有所省略而已。

根据上述，可见杜甫重视门阀的观念非常深固。他不仅重视自己的门阀，而且还重视别人的门阀。

《赠韦七赞善》诗中有云：“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在“尺五天”下杜甫自注云：“俚谚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这不仅夸示了杜家世系的高贵，同时也夸示了韦家世系的高贵。注家引唐代宰相世系表以为证：“杜氏曾任宰相者十一人，韦氏十四人。”韦杜二家，与王室的距离，真是只有一尺五远了。

名家莫出杜陵人，……拖玉腰金报主身。

这是《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一诗中的两句。“黄门从叔”指杜鸿渐。杜鸿渐是请唐肃宗李亨背着他的父亲唐玄宗即皇帝位于灵武的劝进者之一人，曾为河西节度使，后以黄门侍郎同平章事镇蜀。大历二年还京“朝谒”，杜甫的诗便是当年季夏做的。照“名家莫出杜陵人”看来，杜家的有名显然还在韦家之上了。有名的家族莫有一家还能够超出杜陵杜家之上的，不少人“拖玉腰金”，——襟垂碧玉佩，腰悬黄金印，杜甫真可谓自豪了。然而遗憾，这正表现了他的浓厚的封建意识。

杜甫既重视门阀，故对于有门阀地位的人，往往不择对象，甚至使用曲笔加以颂扬。最使人惊愕的有《滕王亭子二首》，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游阆州（今四川阆中县）时所作。滕王是李渊第二十二个儿子李元婴，调露中（679）曾任阆州刺史。这个人是一个出奇的坏蛋。新旧《唐书》本传都说他骄横无度，狎昵厮养，酷好狩猎，骚扰百姓，借狗求置，弹人取乐。高宗李治都屡次告戒他，但不改故态，臣下进谏更要遭受到打骂。对于他的胡作非为的事例，《新唐书》还有所纪载，实在是不堪入目。

这样一个狗彘不如的王爷，杜甫却偏偏对他怀念不已，并假借人民之口而加以歌颂。请直接读他的原诗吧。

（一）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

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

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

民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

（二）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复行。

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

鸟雀荒村暮，云霞过客情。

尚思歌吹入，千骑拥霓旌。

台榭是劳动人民的业绩，江山是祖国的自然，诗人要对台榭歌颂，要对江山赞美，本无可厚非。但一首“君王”，两首“君王”，悼叹不置。前称“出牧”，后颂“霓旌”，尊崇无际。连明代的杨慎（升庵）都表示不满：“其恶如此，而诗称‘民到于今歌出牧’，未足为诗史。”这批评是很中肯的，然而注家仇兆鳌却不同意，他说第一首“末二句一气读下，正刺其荒游，非颂其遗泽也。”我也照他的说法“一气读下”了，我就感觉不到有什么“刺”。亭园写得那么美，做“王爷”的偶尔出游，要流连一下，何所见其“荒游”？何况用了“歌出牧”字样，怎么也表达不出恶意。其实“来游”的主词分明是“民”，与“歌”字是同位动词，因上句既言“出牧”，下句又言“来游”，如果同属于王，句法上犯复。王的“来游”，照第二首的“千骑拥霓旌”看来，也不能写得那么随便。

然而，意外的是解放以来的研究专家们却还有人在说：“这类诗就是在用曲笔，‘伤心丽’三字正泄露着此中消息，‘丽’而至于‘伤心’，‘歌’就应该是‘刺’而不是‘颂’。”（傅庾生《杜甫诗论》148页）这真是惊人的“曲笔”！“伤心丽”译成现代话就是“好看得要命”，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上半段也有“寒山一带伤心碧”句，“伤心碧”也就是“绿得要命”。断断乎不能说有了“伤心丽”字样，“歌”就变成“刺”了。

最后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对于陶渊明却有微辞。虽然他也肯定陶的诗，把陶和谢灵运并举，“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但他在《遣兴五首》之三中对于陶是有所批评的。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尽管杜甫对自己的二子宗文、宗武，比起陶渊明对其五子还要更加关怀，但他却坦然对于陶渊明加以讥刺。黄山谷认为是“寄之渊明以解嘲”，这种说法也未免太纡曲了。

更有进者，陶渊明自认为是陶唐氏的后人，他的《命子》诗（给他的大儿子命名为“俨”，取字“求思”的诗），一开首就说：“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照这叙述看来，陶氏与杜氏应该说是同祖。陶渊明更应该说是杜甫的远祖了。但杜甫在诗文中却没有承认过这层关系。虽然杜甫的“曾老姑”——王珪的夫人，分明效法了陶侃的母亲剪售头发以酬宾客，而杜甫在诗文中也没有提到过这位在晋代赫赫有名的陶侃。陶渊明是把陶侃认为曾祖的，可能不是嫡亲，在《命子》诗中对于这位曾祖推崇备至。陶侃是东晋的功臣，在军四十一年，位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故诗中言“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为陶渊明所这样推崇的人却被杜甫抹杀了，陶杜同祖的关系也被抹杀了。杜甫是十分尊重族系传统的人，这却怎样来解释呢？

看来杜甫不承认陶侃的一族真正是陶唐氏的后人。陶侃本是东晋当时的少数民族溪族。晋成帝咸和三年（328）他已七十岁左右，位至征西大将军，并讨平了苏峻之难，建立了大功；然而同时的温峤却在背后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据此，可见陶渊明自称为尧皇帝的后人是出于假冒，这也暴露了陶渊明的庸俗的一面。如果从这一个角度来说陶渊明“未必能达道”，倒是千真万确。

其实远古的神话传说是荒渺无凭的。陶唐氏的存在究竟是否历史事实，其本身就是问题。因而杜氏之不必为陶唐氏的后人，也和陶氏之不必为陶唐氏的后人一样。杜甫虽然没有明说陶渊明假冒，而在实际上没有承认他们是同族。这可从反面来证明杜甫的门阀观念是怎样顽强，并也同样证明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