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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第3页）

“祖龙”是秦始皇，“文皇”是唐太宗，“渡辽”是说唐太宗用兵辽东。这里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得不伦不类，和其他十首也不协调，前人以为伪作，是毫无疑问的。《东巡歌》应该只有十首，其后不久作的《上皇西巡南京（成都）歌》也只有十首，显然是仿效大小《雅》以十首为一“什”的办法。第九首无疑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但却为永王提供了一个罪状，便是有意争夺帝位，想做皇帝了。

然而诗尽管不是李白做的，却有史料价值。诗中说到“浮海”，说到“渡辽”，可证永王幕府中人的确是想由海路北上直捣安史的根据地。这一首，把第七首和第八首的含意更突露出来了。

第十首：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

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这首又回顾了一下“制置”的使命，经营长江流域，以金陵为根据地，并出师北伐。值得推敲的是第二句的“还”字。“还”到哪里？第十一首作了回答：“西人长安到日边！”这对于肃宗李亨要李璘还蜀，也作了正面的回答。“初从云梦开朱邸”，是说坐镇江陵（长江中上游的重镇）。“更取金陵作小山”，便是要以江宁为根据地。这句诗中的“金陵”是指紫金山。“小山”用的是淮南小山的典故；淮南小山，旧说以为人名，或以为文体名。但李白有《白毫子歌》（“白毫子”是隐士，言其眉有白毫），首二句云“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里”；又说“小山连绵向江开，碧峰巉岩绿水回”，则“小山”分明是山名。李白当有所本。此处是说要把紫金山作为永王苑里的“小山”，显示了永王有以江宁为根据地的用意。

第十一首：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这首是预想到凯旋的时刻了，在庆功宴上献俘，李白要加以指挥。但最重要的是“西入长安到日边”句，不仅要“救河南地”，恢复洛阳，而且还要“西入长安”。这就是“东出师”的最终目的。向“东”是为了“浮海”——走海路进兵，“出师”是为了“一扫胡尘”，消灭安史的势力，光复东西二京。

但这个行军计划没有可能实现，大约就在李白做出这几首《东巡歌》之后不久，问题揭晓了。首先是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用了对等的照会，写上了李璘的名字，诘问东下的用意。永王李璘被这事激怒了，复照加以申斥，其文如下：

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寮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

于是便派浑惟明去攻取李希言，派季广琛去袭击广陵采访使李成式。内战的局面便展开了。李希言的“平牒抗威”，很明显是和李成式一样，已经和李亨朝廷取得了联系，而永王却还蒙在鼓里。他的“友于皇帝”早在打他的主意，他却一点也不知道。转瞬之间，堡垒又由内部崩溃了。是季广琛首先发难，永王的军帅们几乎全部背叛了。《新唐书·永王传》里面有所纪载：

广琛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叛逆，如后世何？”

众许诺，遂割臂盟。

于是，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

武将们真真正正地星离云散了，没有脱离的就只有一位高仙琦。永王的军势在丹阳附近被地方势力击败，永王仅以五骑由丹阳奔鄱阳，打算南走岭南。但以当年二月，在大庾岭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所擒而被杀害，高仙琦不知所终。就这样，连高适和来填的兵都还没有过江，战事便很快地结束了。

看来，永王为人是刚愎自用的。他的幕下也未始没有人才，而是有才而不能用。就如李白，他派了他的“谋主”之一人韦子春到庐山去把他请下山来，三请而后达到目的。李白有《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以纪其事。李白初下山时是至德元年（天宝十五年）十二月下半月，适逢永王的水师也由武昌开到九江。李白当时是兴高采烈的。《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伎》中有云：“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得意之态如在目前。韦司马可能就是韦子春，秘书是旧职，司马是新官。同时所作的诗还有《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说他自己参加了宴会，“如登黄金台”，以燕昭王比永王，而以乐毅自比。然而不久他就幻灭了。李璘对于他，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视。李白《与贾少公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白绵疾疲苶，长期恬退。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斯言若谬，天实殛之。

这很明显是在永王幕府中写的信，估计在他写了《东巡歌》之后不会太久。他自己已经感觉着，在幕府里面等于灰尘了。李白在幕府中的生活，整个计算起来，只有两个月光景。心境转变得很快，环境也转变得很快。还没有来及让他荐贤自代，他只好从前线奔亡了。有《南奔书怀》诗，别题为《自丹阳南奔道中作》，其中有这样几句叙述到永王部下的崩溃情形和自己的心境：

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

秋风思归，用的是张翰的故事。张翰在西晋齐王同的幕下，因秋风起而思食江东莼羹，因而离开了齐王。不久齐王失败被杀，张翰得免于难。李白说自己早就有思归之叹，并不是待秋风起而思莼羹，这和《与贾少公书》中所说是一致的。真正的原因是李璘并不重视他。从这一点看来，李璘远不如他的“友于皇帝”李亨。李亨还知道重用高适以为讨伐李璘的统帅，而李璘却使李白感觉着自己在幕府里只像是灰尘。李白既受到这样的待遇，其他有才智之士尽可以类推。就如季广琛所说的“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也并不是错误的见解。可见永王部下的武臣们也并不赞成内战。如果李璘能够集思广益，一方面抚慰人民，真正做到“秋毫不犯三吴悦”，另一方面联络地方上的实力派，真正做到“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他实在是大有可为的。然而他却急于首先揭开了内战的幕，使好端端的一个局面，被他自己的独断专行葬送了。李白高度激昂的心境很快地转而为极端的灰心，不是没有来由的。

李白是被挟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他对于李璘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例如《箜篌谣》：“汉谣一斗粟，不与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又如《上留田行》：“参商胡乃寻天兵？……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所谓“汉谣”是讽刺汉文帝刘恒与淮南王刘长之间的冲突。刘长不守法度，被充军西蜀，不食而死。民间因有《尺布之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参商寻天兵”的故事，见《左传》昭公元年，据说古代高辛氏有两个儿子不和睦，老是在天上打仗，高辛氏便叫大儿子去主管商星（又名心星或大火）、二儿子去主管参星。这两个星座是对立着的，在晚上的天空中不能同时出现。两者既不会见面，当然不会再打仗了。这个神话很古，可能传自殷代。（卜辞十二辰中有两个不同结构的“子”字，即第一位的“子”与第六位的“巳”，是对立着的。）李白的诗，毫无疑问，是在利用这些传说来讽喻时事。

又《南奔书怀》中有句云：“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诗意全同。何以标出“秦赵”？旧时注家未得其解。今案《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曰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秦赵兴天兵”即“参商寻天兵”。“秦”自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李白是反对打内战的，然而李亨与李璘毕竟把“北寇”丢在一边以干戈相见，而李璘已一败涂地。“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这是《南奔书怀》的最后四句，表明了李白的失望和痛心。真正是“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了！

永王失败被杀，同时他的几位“谋主”——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新唐书·永王传》以为“皆伏诛”，其实并不尽然。其中李台卿一名便确实没有被杀，李白在长流夜郎遇赦放回后还有诗送他，即《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是李白游潇湘时与李台卿相遇。诗中云“良图委蔓草，古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所说的便是永王东巡事。又云“吾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潜虯隐尺水，著论谈兴亡”。可见李台卿被谪贬在潇湘附近。李白称之为“经济士”，又称之为“潜虯”（卧龙），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变。李台卿不是背叛投降是可以肯定的。他之没有被诛，一定是有有力者保护了他，详细的情况不明。

李白虽然没有被列为永王的“谋主”，但他的名气大，他的出处关系也大。照杜甫的诗看来，他在当时是“世人皆欲杀”（《不见》）的。何以也没有被杀？在这里，裴敬在《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文》中叙述了一段逸事：

（李白）尝有知鉴，客并州（太原），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脱免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已）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

碑文作于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在李白死后八十一年，郭子仪死后六十二年。《新唐书·李白传》、乐史《李翰林别集序》都转载此事。前人大率信而不疑，近人詹锳根据颜真卿《家庙碑》，得知，郭子仪弱冠应举，即趋显达，时当在开元四年左右，李白尚未出夔门。又天宝以前，子仪并未尝任职并州。故断言：“太白解救汾阳之说，纯属伪托；至汾阳之以官爵赎翰林，确否虽不可必，然其决非报德。”（《李白诗文系年》17页）詹氏考证颇详，“伪托”之说可信。唯沿旧说，谓“汾阳之以官爵赎翰林”，则是把裴敬碑文的“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误解了。今案“以”字应该读为“已”，前人照字面作“用”字解，把事实太夸大了。永王失败时，郭子仪任左仆射兼天下兵马副元帅，他为爱才起见，对于李白的处分发表过从宽的意见，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有了郭子仪的缓颊，李白因而得免于诛戮，但传入民间便傅益成为郭李相救的传说。这传说，其后尚有发展，如《警世通言》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后收入《今古奇观》），竟说李白在长安游街，看到郭子仪犯法，被绑赴刑场，出面把他搭救了。这应该说是民间的同情心的表现，是李白所赋有的平民性的一面所得到的回报。民间对于所爱好的人，是不愿意他被杀乃至死亡的，李白其后病死于当涂也被美化为入水捕月而骑鲸飞升的传说，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永王死后，《新唐书》本传中还有一些尾声，足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在狗咬狗的闹剧中，所表演出的假仁假义。

璘未败时，上皇下诰：降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皇甫）侁送妻子至蜀，上皇伤悼久之。

肃宗以少所自鞠（抚养），不宣其罪。谓左右曰：“皇甫侁执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杀之，何耶？”由是不复用。

分明是自己的狡兔三窟之计，南北并进，而却把李璘作为替罪羊，既废之而又“悼之”；分明是自己下令讨伐，东西夹攻，而却斥责皇甫侁的“擅杀”，既罪之而又“不宣其罪”；依然在尔虞我诈、我诈尔虞。这就是封建帝王父子兄弟之间的现实关系。皇甫侁自以为体得了意旨而落得“不复用”，只是兔死狗烹之又一例证而已。假如他不“擅杀”，难保不会以同情叛逆的罪名，而受到更严烈的处分的。

要之，永王的迅速败亡，是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又一次大失败，而且失败得更惨，更加突如其来。他虽然没有被杀，但寻阳的监狱在等待着他，夜郎的流窜在等待着他，迅速的衰老和难治的疾病在等待着他，李白所表演的悲剧逐步地快要接近尾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