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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OW（第2页）

猫一胎不可能只生一只幼崽。我扒开冬青丛看了又看，只看到了点骨头。

我脱了外套，把她俩都带走了。

她很害怕。她当然会很害怕，我第一次进诊所也很害怕。小孩们哇哇哭着，把整个屋子变成了一间巨大的监狱。护士给我打了一针，我没哭也没动，因为恐慌情绪太多，把我吓傻了。我猜她能闻到消毒水混着同类们惊恐的信息素，听到一些“放我出去”之类的喊叫。我把手放在她头边，她毫不犹豫枕了上去，颤抖着，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她还不知道那只小橘猫已经被宣布死亡，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断气了。

“幸好你把她带来了，”医生告诉我，“她的子宫内部有多处囊肿，根本无法承受再次生育了。我们需要尽快进行绝育手术。”

在告知书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鬼使神差般，我想起了我没见过几次面的母亲。艾莉说过，生育对女人而言，是生理活动，也是现代社会里一道精巧的枷锁。父权制需要确保血脉与财产的传承，于是将‘母性’崇高化、本能化；资本主义需要稳定且可预测的劳动力，于是对‘不可预测’的生育行为征收隐形税。女性的身体，在这两套系统的交界处，成了被反复测算的风险资产，自然失去了很多工作机会。夏洛特女士从偏见里挤出来，拼搏到高位，却因为我的意外出生失去了关键的晋升机会。那一刻，她作为‘高管’的价值，被她的‘子宫’可能带来的管理不确定性瞬间覆盖了。她后来的疏远，或许不仅是因为事业受挫，更是因为对自身处境的恐惧。而我，大哭着，用哭声告诉她，她是个被“客体化”了的人。

所以我一直讨厌她，而不是恨她。

我盯着“手术中”的灯牌，第一次从病人（或者病猫？）家属视角去看问题。如果说夏洛特女士是风险资产，那我的父亲赫尔曼先生算什么呢，一面享受资产收益，一面又憎恶且尽力避免风险的经理人？我的出生影响了他的妻子，对他影响却不大，所以他抚养我；他和母亲都希望能得到一份优秀资产（一看就是德国人），所以他们给我海因茨这个首名，后来又给了莱昂生命；对他而言，妻子的价值比八个月的我更大，所以他为了妻子的心理健康送走了我。

为什么不是出于对妻子的爱？哈哈，如果我是他，我绝不会让夏洛特女士再次生育。

我感觉有点冷，或许大衣已经不合适了，我应该穿羽绒服出门。

总之，手术很成功，第三天我就把栗子带回了泥土丰厚的——算了，这么说不吉利，就是带回我家了。家里的宠物用品是我早就准备好的，我为它们开辟出一个光线好的房间，又专门写了个程序爬取相关帖子，可以说一应俱全。食品我打算做自制配冻干，刚好我得吃营养餐，我们菜单很像（只不过她不用吃草），倒也省事多了。我在房间门口蹲下，打开航空箱，用西班牙语对她说，你以后叫栗子，我是你爸爸，这是你的专属房间。

我说话时，她正慢吞吞走出航空箱。她看我一眼，又转过头去，慢慢巡视起她的新领地。

看她没有不适，我就去做晚餐了。鸡胸肉、鸡肝、鸡心、牛肉、牛肝、牛心、三文鱼和青口贝。鸡胸肉和海产我买的多一点，因为我也得吃。我刚把鸡肉放到蒸锅里，她就顺着味儿来了，刷一下跳上了料理台。我把她抱到怀里，跟她说稍等一会儿，一会儿做好了，我们一起吃。

我给她在餐桌上留了位置，我闺女当然要跟我同桌吃饭。我拌了鸡胸肉沙拉，给她做了拼盘，我吃我的，她吃她的。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模样，我头一次感觉沙拉也这么好吃。于是我打开手机，给她拍了照片，然后发到了社交媒体，配文“温特在工作”。

这是个老梗了，所以很快我就看到了中文回复。那位网友显然明白我在玩梗，说我只看到了一只猫在干饭，那温特呢？

按规矩，我回复：温特在工作啊［加油］。

这条帖子转发量不少，我用小号登了球迷群，发现不少女球迷在喊妈咪。

妈咪是网络社群对某种程度上承担母职，或者母亲特质比较多的人的昵称，好像也会用于形容胸肌发达的人。我又不是健美运动员，那就只能是前者了。也行吧，很荣幸能被赋予母亲这个伟大的身份。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母亲。我仍旧早早起来，一边听新闻，一边给我们两个准备食物。等肉在锅里慢慢变色，我的小姑娘就会迷迷糊糊晃过来，蹭蹭我的腿。我们坐在餐桌前吃早餐，吃完我收拾碗碟，她回屋扒拉扒拉猫抓板。出门前我会闯入她的领地，捞起她亲一口，说声晚上见。她一开始还挣扎几下，后来可能是觉得反抗没用，也就随我去了。下训后我会去买点食材，再摘几片叶子，或者捡个松果什么的，拿回去给她当礼物。如果是比赛日，我会提前设定好自动投食，回来后带点彩带、毛绒挂件，或者球迷送的小玩意儿。看论文时我也会查查家猫饲养和疾病防治，或者刷一些宠物博主的视频。我的生活有了新的落脚点，虽然这只是把我的保护欲和奉献欲暂时转移了，但不得不说，一切都在变好。我的对外形象有了新标签，队内关系也融洽了很多。很简单，我学会了给他们情绪价值，而不是一味刨根问底，然后给出解决方案，因为那对他们而言可能有点儿残酷。你想，我会抓着栗子问，女士，你是怎么怀孕的，怎么和那些公猫战斗，他们又是怎么吃掉你的孩子们的吗？

总之，我有空间去探讨我自己了。我开始复盘我这二十七年，开始思考我怎样成为现在的我。被送走让我缺乏安全感，高智商、重成绩的成长环境和奶奶们特殊的童年经验让我早早上了大学，长期的调研生活让我选择了医学这条路，医学又把我推向体育。那时，我离那个关键词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不是莱昂那通电话，我可能早就跟自己和解了。

我说过，德国世界杯结束后，我给了莱昂私人号码，说这是一个新的选择。马德里时间2019年4月28日晚21:08，他使用了这个承诺。电话里他号啕大哭，说自己想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却被母亲撕碎了。

我没出声，任由他哭了十几分钟。等哭声转为抽泣，我才引导他深呼吸，平稳情绪。理论上我该先安慰他，但一想到可能要面临的烂摊子，以及可能会失去的亲子时光，我还是决定直入正题。

“母亲给你做了什么规划？”我问。

他说了个很传统的继承人培养方案。不错，很符合莱昂的外在形象，就是忘了这孩子是个文学爱好者，还有高敏感性格。我又问：“所以你想怎样，改改方案，还是彻底跟这个职务说拜拜？”

“我不想干了。”他断断续续地说。

说实在的，我真不相信他能真做到一刀两断，给他号码时想的也顶多就是让他出来散散心。但一诺千金，我得给我闺女当个好榜样。所以我问他要了日程表，发消息跟那对夫妇约饭，确定时间后，跟教练组请了一天假。

正好，我也想验证一下我的分析结果。

我准备了很多东西，也确实成功地和他们大吵一架。我已经忘了很多很多细节，有些东西不值得留下来。所以现在，我也只能尽力回忆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实在很伤人的部分。

进那栋别墅时，我带了一个文件夹和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是这几天我从财报、股价、官网和财经新闻里分析出的企业情况，一份解释莱昂与他的未来规划不适配的文件，还有我给出的优化方案。它们应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记得我分析企业情况时，他们没有反驳；评论莱昂和拿出取代方案时，赫尔曼先生还表示方案很稳妥。但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夏洛特女士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大概就是说我只会做方案，丝毫不考虑家族传承什么的。天爷啊，这是21世纪了！哪怕美国那些老牌资本家家族也没有几个不允许找代理人的！

我反问她，难道她就觉得莱昂很靠谱吗，这孩子有让高管和投资人信服，经营好企业的能力吗？很明显她也犹豫了，她知道这个小儿子是什么德性。于是她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没有任何经营经验，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出卖身体的足球表演家，试图通过否认我的评论资格来证明自己。

其实我也能理解，女性能在商场闯出一片天地本就不易，她坚信自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哪怕只是有两个“不成器”的儿子，不然周围的鬣狗就会一拥而上。可是，她不能说我不负责任，给别人留下一地鸡毛。这让我想起了卡特夫妇，想起了阿森纳。在她的眼里，我的负责就是把所有人都毁了当垫脚石，然后我自己清清白白远走高飞。

“你毁了你那个威尔士朋友，现在又要来动我的卡利？！”她斥责，“我用了二十一年把他培养成如今的优秀模样，怎么，你是嫉妒他？觉得你自己没人要，只能靠心理医生活着，就要把卡利也毁掉？”

我真的生气了。

“哦，卡利，卡尔·弗里德里希·温特，”我的嗓音尖利起来，好像被谁掐住了脖子，“我看您不是想把他培养成什么继承人，您就是想复刻我们亲爱的温特部长。说真的，如果您想纪念他，完全可以把卡尔这个名字放在莱昂的中间名。怎么，听别人叫自己的儿子卡尔·温特，您就觉得很爽，好像自己真有这么个儿子？真不幸啊，如果真正的温特部长在这里，以他的傲气和厌蠢症，他可能都不会和你们搭话，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