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棒!”
胖胖明显感觉有些困难,但还是努力跟着老师的口型复述:“棒棒。”
“来,继续,糖糖!”
胖胖胸有成竹地跟着复述道“糖糖”,说罢,很鸡贼地抢走了老师桌前的棒棒糖,然后自个儿笑开了。
老师讲解道:“这只是上课预热,接下来才到了正式的治疗矫正阶段。”
老师拿了一个小汤勺撑开胖胖的嘴,让胖胖反复地“啊,啊,啊”,有点儿类似我们看口腔科的时候,牙医总这么搞我们。朋友觉得挺残忍、挺不科学的,要张口阻止,坐在朋友旁边的负责人则示意朋友不要打断老师上课,继续看下去。接着,老师拿出汤勺按在胖胖的舌头上,然后让胖胖不断重复读老师教的词汇。比如,“一个、高的、哥哥、头发”等,负责人告诉朋友,这个叫“压舌板正音训练”。
负责人给朋友很多卡片,卡片上都是不同的拼音或者词汇。原来不是专业的看不出来,孩子日常学习相关的简单词汇,所有的口型全部都不一样。老师要做的就是教会孩子怎么正确地发音,对于较严重的听障儿童,还可以行之有效地与手语结合在一起教学。其实干这行的人都知道,把孩子们教育成健康人的听音说话能力是绝无可能的了。但最起码,让身边的人更为准确地听明白一些常用词汇,这样能更好地照顾孩子,比如孩子病了,知道是哪儿病了,而不是干着急发愁。
压舌板正音训练做了快半小时,休息十分钟后,进入课程的下半段。胖胖背对着老师,老师拿来一些金属制的锅碗瓢盆,打击发声,让其转身辨识。再之后是对节奏的训练,老师以不同频率、不同次数打击同一个东西,频率一般不超过三秒、次数一般不超过五次,然后让其转身重新模拟一遍。
这个环节的最后才是最难的,就是背对着听老师读拼音,然后转身在桌子上找卡片。拼音是按组来培训的,如“u、i、ui”“e、i、ei”“an、en、in、un”等。胖胖很优秀,回答的基本都对了,速度也很快。
讲课的老师说:“胖胖的进步确实很明显,一般正式训练半年能到这个阶段都算快的。如果这个阶段训练得好,起码与同病情的孩子比较,上升不只是一个台阶的问题。”
5。
在结束辅导中心的采访任务后,朋友抱着小玮航,跟随着她的母亲去她们家做客。小玮航似乎与朋友很投缘,主动要求朋友抱她,并且一路捏着朋友的脸撒娇。朋友一度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脸太老,让小玮航找到了父爱的感觉。但是小玮航缺少父爱倒的确是事实,她的爸爸是个农民工,常年出门打工,只有春节的时候才会回来。
当朋友到了小玮航的家的时候,着实震惊了,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她家是当地重点帮扶的贫困户。小玮航的母亲告诉朋友,小玮航还有个小她三岁的弟弟也是听障儿童,家里还有小玮航年近八十的瘫痪奶奶。而小玮航的死鬼爹,虽然常年在外打工,却几乎不给家里钱,每年春节回来时的钱也是杯水车薪,少之又少。
而家里除了当地政府和乡亲们的帮助,基本常年靠后院几亩地的白菜充饥。虽然不至于食不果腹,但基本也是常年吃不到多少油水,小玮航和弟弟都营养不良、骨瘦如柴的,两个孩子唯一的营养品就是辅导中心老师们给买的豆粉。
正当朋友通过聊天的形式,对小玮航的母亲进行采访时,小玮航正在翻箱倒柜地找她的学习机。小玮航的母亲告诉朋友,那是一年前培训中心负责人送她的生日礼物,不过都被她玩得旧得不成样子了。是母亲偷偷藏起来的,一来怕她玩坏了,二来是舍不得充电的电费。在小玮航的一再央求和朋友的说情下,她的母亲才同意找出来给她玩。这让朋友看着心情特别沉重,很不落忍!
这时小玮航凑到朋友的面前,把耳机递给朋友让他听,朋友戴上耳机一听,原来是轻音乐《风居住的街道》。小玮航把嘴靠近朋友的耳边,虽然含混不清,但一字一顿地说到足以让朋友听懂。小玮航大概的意思是:她特别喜欢这个曲子,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告诉她,这是一首来自日本的曲子。负责人说他去过日本,那里有一种粉色的樱花,特别特别漂亮,她很想看看是什么样子。
朋友被小玮航内心纯净的世界所感动,朋友答应小玮航,等转年春天带她去北京玩儿。北京有一个玉渊潭公园,也能看到樱花。小玮航听到之后特别开心,坚持要和朋友拉钩钩,这样她才相信。
朋友忍不住又哭了,小玮航依旧为其擦拭着眼泪,并且天真灿烂地吃力地说着:“谁再哭,谁是小狗。”
6。
在离开返京之前,朋友对负责人讲,回去跟主编谈一下,争取把此次采访推到头条,让这个社会更多的人关注听障儿童,负责人当时激动得不得了。
其实朋友是理解负责人为什么这么激动的,在我们中国,很多类型病的弱势群体,他们内心最大的愿望,不是你给他们捐助多少钱,而是这个社会给予他们多少应有的尊重,而构成这种尊重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关注与了解。
朋友告诉负责人,新闻稿的主标题还没想好,他想写一句暖心话作为标题,请负责人指教一二。负责人想了想,说:“那就用这句吧——‘因为爱也有分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