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
开始了吗?
好的,谢谢。
你们不用这么严肃,我会从最开始把一切都讲给你们听。我不会隐瞒什么,我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呢?
我不觉得我做的是错的。我在伸张正义,如果那些欺负别人的孩子及时得到了惩罚,我又何必做这些。
我从一九八零年开始说吧。那年我二十六岁,参加工作没多久。
一九八零年,我在安平镇教学,看着隔壁班一个孩子因为别人欺负他欺负得太过分,跳河了。
那个孩子才十四岁。
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名字。
他叫徐明明。
明明这孩子,从小就没了妈。他妈生他的时候没了,长到七岁,他爸也出意外走了。他是他爷奶带大的。那时候班里有人笑话他是没爸没妈没人要的孩子,他根本没办法反驳,只能自己躲起来难过。他也想过找人帮忙的,他找了他的班主任还有爷奶,但是他爷奶实在顾不上,而他的班主任……唉,和稀泥而已,根本没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是他的老师,我帮不上太多忙,只能安慰一下他,或者在他被说的时候过去批评几句那几个孩子。但是……我没有真正解决好问题,徐明明这孩子最后跳河了。
那天我在宿舍里坐了很久。
我在想,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
他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了别人攻击他的借口,他最深刻的痛苦成为了别人肆意取乐的把柄。我无法接受,我无法忍受。警察同志,请你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换成你们处在那种境遇下,你会做什么?你能怎么做?
所以,我做那些,是我自己的选择,却也是被逼着做出的选择。但凡其他办法真的可以起到效果,我又何必这样做。
一九八零年那年冬天,我在学校的操场上站了很久。那天特别冷,风从操场东边那排白杨树中间穿过来,把我的脸吹得发疼。我看着那个孩子曾经站过的位置,看着他从那里走到河边的那条路,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件事——如果有人早一点站出来,如果有人在他被欺负的时候,让那些欺负他的人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我那时候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没有人告诉他这是错的,他就会以为这样做是可以的。他会继续做,做得越来越过分。那些被欺负的人只能忍着,忍到某一天再也忍不下去了。明明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忍了那么久,最后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只能选择跳河。
而我,我不想再看到第二个徐明明。
那年冬天之后,我开始留意学校里那些欺负人的学生。我观察他们的行为,记住他们的名字,看他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做那些事。我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只需要看,只需要记住。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后来的事你们就都知道了。
我是教物理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吧,很多教职工会让我帮忙做很多工作,慢慢的,我就有了全校的钥匙,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不夸张说,我是最了解学校的人,几乎没有之一。
具体作案细节我不想多说,因为说到底,我虽然在帮那些孩子伸张正义,但方式还是不太值得提倡的。我不太想回忆那些事情,那意味着回忆我面对欺负无能为力的那些岁月。我讨厌那个自己。
总之,我杀了九个人,安平镇三个,银州六个。二十年,九个人。
这不是谋杀,这是一次跨越了二十年的守护与坚持。不是吗?
这位同志问的问题真有意思。对,这枚棋子是我的。
为什么?警察同志,你知道古代的士人阶级吗?士志于道,为了他们心中的道义,他们可以付出一切。
我就是那个士。我的道义就是,那些无来由对他人输出恶意的孩子是劣质的,过分的,是应该被淘汰的。我为自己准备了这枚棋子,为的就是时刻提醒我,不要忘记我坚守的道。
我为什么要去李运的葬礼?同志,这个问题真的很没有必要。我为什么不去?那是我的作品,是我的成就,我花费了半年时间去计划、去安排这件事,我为什么不去?而且最重要的是,我那时候不只是我自己,我还代表了郑子杰。我站在那里,看着李运的父母痛苦,看着大家悼念,我在心里想,因为他死了,所以人们似乎就把他做过的错事一笔勾销了,说的都是他的好话。这对吗?这不对。做了就是做了,错了就是错了,那么,就得付出代价。
笔记本?对,这是我的。我收集了那些孩子的东西,没事的时候翻一翻,用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什么?啊……我该怎么跟你们说呢?我想的是,那些孩子死了,不管他们做过什么,他们都死了。我需要记住他们。我不能杀了人,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每天翻开那本书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些名字。它们让我知道我做了什么,也让我知道我为什么做。
就这些吧?
好的,谢谢。
对了,还有一件事。
我没做错。